4月23日上午，由中国红十字会委派的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院）病理诊断中心副主任医师吴海波和主管技师李恒，结束在巢湖半汤14天的隔离休整返回医院。在武汉的42天里，两人在我国著名病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大临床医学院院长卞修武带领下，与多家医院的同行专家一起奋战在武汉火神山医院临时组建的病理科“红区”以及中部战区总医院，参与建立起了目前已知全球病理数据最齐全的新冠肺炎病理样本库。

接到通知 安徽病理人驰援武汉

2月27日下午，中国科大附一院接中国红十字会通知，需派出两名病理专业骨干赴武汉参与卞修武院士组建的新冠肺炎遗体解剖病理学研究团队。该院迅速选派病理诊断中心副主任医师吴海波和主管技师李恒驰援武汉。2月28日午间，两人抵达武汉。

据了解，病理被称为“临床诊断的金标准”，病理医生也被认为是“医生的医生”。新冠病毒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新发病毒，目前对新冠病毒感染致病、致死的病理学机制还不十分明确，临床诊断也缺乏形态学依据，这些都需要通过解剖和尸检病理才能一一知晓。吴海波说，尸体解剖是疑难和新发疾病诊断与研究的最基本、最重要方法，也是“最后诊断”方法，“能到战疫最前线去工作，为早日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是病理人的职责所在。”

仅一天半 筹建火神山医院病理科

2月28日抵达武汉当天，两人放下行李就直奔中部战区总医院，学习国家对于烈性传染病遗体解剖的相关政策、规范要求，了解尸检工作进展并迅速熟悉工作流程。2月29日，两人与陆军军医大学团队5名病理专家一同抵达火神山医院。

其时，火神山医院病理科只是一个临时搭建的工棚，没有任何仪器设备，在卞修武院士带领下，由多家医院病理人临时组成的团队迅速在“红区”筹建病理科。

由于病理科就设在隔离病房旁，属于污染区，仪器设备厂家都无法提供搬运和安装服务，只能靠队员自己。“我们既是医生、技术人员，又是勤杂工、保洁员。”李恒介绍，仪器设备很重，大家都穿着防护服，搬运和安装难度很大，“大家集思广益，决定先把仪器各主要部件拆卸下来运到科室，再组装调试。”

就这样，经过一天半的整理、搬运、测试，终于按照相关规定完成火神山医院病理科的筹建，建立在“红区”的病理科顺利投入使用。“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弄清新冠患者肺部及其它脏器的病理改变，研究其发病机制，为临床下一步治疗提供重要参考。”吴海波说。

护镜有雾 切取组织靠手感

传染病遗体解剖工作“脏、累、险、严、慎、隐”，“进入火神山病理科工作必穿三级防护装备进入，严格防控病毒的污染和传播。”根据安排，吴海波主要负责新冠肺炎去世患者遗体的搬运、病理取材、病理诊断和相关数据分析，李恒负责新冠肺炎去世患者的病理取材、标本的前处理及各种病理技术工作。42天里，两人辗转工作在火神山医院、中部战区总医院以及武汉的各大医院。

“闷热，没有空调，汗水会浸湿衣服，然后全部粘在身上。”和隔离病房救治新冠患者的医护人员一样，吴海波和李恒也需要面对穿脱防护服、适应防护服的种种生理挑战。“护目镜会经常有雾气，看不清东西，取材要用刀切组织。”李恒说，会担心切到手，发生感染病毒，只好等雾气散掉一点，或者凑近了再取材，“主要靠平时的手感，其实这样也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任务就在那里，必须完成。多年工作积累的过硬扎实的病理专业基础和严谨规范的工作作风，为两人安全顺利地完成任务提供了重要保障。

和衣而睡 和打仗没有两样

由于遗体捐献的特殊性，队员们经常凌晨两三点接到通知去各定点医院接收捐献的患者遗体。吴海波说，由于人手少，任务重，时间紧迫，团队成员基本都是24小时随时待命。吴海波说，搬运遗体前，病理科医生都会和管床医护人员一起向患者遗体鞠躬默哀，“生命太珍贵了，这是终身难忘的生命教育。”

除了尸检工作，病理诊断和分析、科研工作都要同步开展，吴海波说，工作强度大、压力大，有时虽然很累，但却难以入睡。“我和李恒常常和衣而睡，和打仗没两样。”由于标本量大、仪器设备少，李恒说，“夜间加班处理标本是常态”，经他手处理的标本相当于一家县级三甲医院一年4~5个人的工作量。42天里，两人共参与完成万余份病理切片和相关病理分析工作。

不同战场 但有着一样的目标

“特殊时期，战疫‘红区’的工作经历，对我们既是全新挑战，更是身心的历练和成长。”在武汉奋战的42个日日夜夜，吴海波、李恒直面病毒，工作在高危环境中，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任务平安返回合肥。

在武汉期间，卞修武院士带领团队共完成系统尸检27例、微创尸检（穿刺）13例，完成了全球数量最多的新冠肺炎尸检病理工作，建立起了目前已知全球病理数据最齐全的新冠肺炎病理样本库。

虽然不直接面对并救治患者，但吴海波和李恒都觉得，能作为尸检病理团队成员，战斗在抗疫的最前线，就是在为救治患者、为抗疫贡献力量，“再辛苦也是值得的，因为，不同的战场，一样的目标。”

方萍 黄歆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汪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