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在司法解释中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规划（2018-2023）》，《规划》中指出，要适时出台防卫过当的认定标准、处罚原则和见义勇为相关纠纷的法律适用标准，鼓励正当防卫，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一段时间以来，由“山东辱母案”“昆山反杀案”等标志性案件所引发的公共讨论和舆论震荡，终于获得了立法层面的积极回应。“适时出台防卫过当的认定标准，鼓励正当防卫”的规定，虽然只是只言片语的信号释放，但却蕴含了满满的信息量，可以预见的是，随后的立法工作想必也不会轻松。事实上，“鼓励正当防卫”，一贯就是司法部门的正式口径，但遗憾的是，这一价值立场，过往并未得到法律条款和司法实践的足够支持。如今再提，有望开启新篇。

最高法要求“适时出台防卫过当的认定标准”，其所指向的，正是我国《刑法》中相关法条太过原则化、抽象化、笼统化的老问题。根据《刑法》第20条中的规定，防卫过当是指防卫行为明显超过了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须的限度，并且造成了重大损害。然而，到底何谓“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重大损害”又该如何界定？凡此种种，《刑法》并未给出明确阐述。语焉不详之下，难免会增加法律的不确定性以及审判定罪的弹性，而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结果。

事实上，由于针对“防卫过当”没有具体的认定标准，也引起过一系列舆论关于罪与非罪的争议。现实中，某些案件似乎可以判“正当防卫”也可以判“防卫过当”。在这一前提下，不少法官基于所谓“平衡的艺术”，往往会将防卫人判“防卫过当”。这是由于，有鉴于现有法律的模糊性，法官每次认定“正当防卫”，必然都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和专业主义作为驱动。与之相较，判防卫人个“过当防卫”，风险、压力和难度，显然都要低很多。

严格区分“防卫过当”和“正当防卫”，诉诸于法官的即时判断和自由裁量权，终究是不可靠的；诉诸于控辩双方的举证、辩论，也同样充满着不确定性。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进一步明确防卫过当的认定标准，以可援引、普遍适用的具体条款给司法实践以明确的参照系。

我国是非判例法国家，以往案件的司法判决并不具备立法效力，对其他防卫案件没有任何强制作用，因此，出台相关的认定标准是十分重要的。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鼓励正当防卫”。（然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