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安在线报道，全国人大代表鲜铁可今年两会提出了关于增设“见危不救罪”的立法议案。他认为，见危不救是“友善”缺失现象的一种典型表现，日益暴露出了其消极性、破坏性，从立法角度解决这一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贯彻落实而言，意义十分重大。

一段时间以来，“见死不救”是否入刑一直备受社会关注。和鲜铁可代表持相近观点的人认为，“路人太冷漠”源于见死不救没有入刑，建议借鉴国外经验，立法惩罚见死不救。事实上，早在2011年，因“小悦悦案”广东官方就曾发布信息问计于民，征求立法惩罚“见死不救”的意见。但也有法律专家指出，法律不能规定人们的积极义务，见死不救属道德范畴，不宜入刑惩治。

一种声音认为，对见死不救入刑有其合理性。但在适用对象范围方面应慎重，不应不加区别地适用于所有过往行人和车辆，法律不应苛求牺牲一个人的安危去拯救另一个人的安危。如果“见死不救”入刑，那入刑的构成要件是什么？路人是否有能力救助而不救助，是否因其主管放纵这种形势而导致严重后果，路人是不是无职务关系的普通人？等等，这些都要充分考虑进去。

另一种声音则反对入刑。一旦危险事件发生，如何划定哪些范围内的哪些人有法律上的救助义务？尤其是像落水、火灾等事件，很难确定谁有法律上的救助责任，或谁的救助责任更大，也即法律上说的：见死不救是不作为的行为，涉及的行为主体是不特定的多数的行为主体，如何确定见死不救的犯罪主体？ 或许，当危险发生时，围观的人会减少，而增加更多的绕路者。所以说，既然“入刑”，它对应的应该是一种犯罪行为，核心是“不作为犯罪”应该怎么定性，给谁定性。而且，作为和义务对等的权利，那“见死相助”对应的权利是什么，否则法律只为当事人设定义务，而没有权利，违反了法律的公平性。  

因此，笔者认为，当前对于见死不救应否入刑，路人是否应定责，鼓励施救与问责见死不救谁更迫切，法律为道德划底线利弊如何等问题，还需要进行更多的论证和探讨。如果社会舆论及公众本身尚未形成道德共识，也没有法律调整是否有效的充分论证，匆忙将道德问题刑罚化是不妥当的。应发挥法律对救助行为的激励功能，如对救助人进行奖励等，这种奖励既有利益激励的功能，又有损失补偿的功能。毕竟，法律是最好的利益机制的调节器。

法律并非万能，更多的时候只要一个人的行为不触犯法律即最低的道德底线，就不宜介入过多。如果本应归道德约束的某类行为越来越失去控制，可能给社会造成无法挽回的负面影响，这时法律可以适当介入，等局面恢复正常，再适时退出，以达到法律与道德的一个动态平衡。（作者 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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