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深圳经济特区城市更新条例》发布后，广州和上海也将城市更新立法提上日程。《广州市城市更新条例（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提出，立法目的是“为了规范城市更新活动，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完善城市功能，转变城市开发建设方式，改善人居环境，传承历史文化，提升城市品质和城市发展质量”。 

 从惯常的认识和实际操作看，各方对于城市更新有着内涵和外延上的不同理解，通常陷入“改旧更新，改造升级”的局限中，未能做到在治理“老旧破”的基础上，让城市更有品质，更有特色，更加生态，更加宜居。

城市更新并不新鲜，与城市的发展一脉相承，有城市的建成与拓展就会成临着“城市更新”的选择，因为城市会老化与破旧，城市设计与建设与预期也存在一定的差距，种种因素都离不开城市的更新。现代意义上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运动始于十九世界的60年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后，但经过数十的高速发展，也面临着集中化、规模化与有序化的城市更新。实现城市更新的任务越来越艰巨，形势和压力也不断发生着变化，让城市更新有法可依，有规可循，立法先行才能真正破除城市更新的痛点难点和堵点。

与城市建设、改造和升级而言，城市更新属于整个城市开发建设整体的一部分，在提升城市品和发展质量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过，基于历史因素、重视程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城市更新在国内还处于初始阶段，整个运作模式和操作方式还处于较为粗放的地步，存在缺乏统筹推进机制、缺乏系统性谋划、协调融合度不高、任务分工片面、利益分配不完善等闭多问题，很多地方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往往“一撤了之”“一改了之”，甚至“推倒重来”，而没有兼顾到人文、历史、习俗、传统和公众意愿，自然、文化、经济等核心价值未能得到体现，以人为中心、持续发展城市品质和空间的目标未能得到高质量的实现。

城市更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资源的配备过程中，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公平的最优化。城市的新陈代谢离不开制度的护航，尤其需要立好规矩防止“任性乱为”。从城市的建设、管理和维护过程来看，一些地方官员按照个人意愿打造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或者随意改变规划而随意上项目，“有权任性”既给城市建设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后患，也为城市更新带来了更为艰巨的任务。与此同时，在城市更新的体系中，涵盖规划、设计、资金、项目等具体内容，需要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充分调动各方资源要素参与，尤其要预防和避免“大拆大建”铺摊子，兼顾城市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等多方效益，走整体综合更新之路。

立法是解决这一切的关键要素，也是破解城市更新痛点难点和堵点的法治基础。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法律的保驾护航。在城市更新的大趋势下，加快城市更新立法进程，结合本地实际有序有力有效推进，城市更新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