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基层，薄弱环节也在基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石和基本单元，是撬动社会治理的支点，更是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搞好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要注重做到精细化、协同化、智能化与法治化。

精细化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显著特征。精细化治理意味着一场管理上的增量式变革，是对粗放型传统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它拒绝经验化、粗放式的管理模式，即由过去注重过程导向转为结果导向、将社会管理区别于社会治理、将碎片化治理区别于系统性治理、将线性治理区别于多元治理等等。精细化是开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钥匙。党中央、国务院推动实施的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一系列战略举措，就是把握社会治理的规律性，推进治理现代化、精细化的成功典范。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社会系统的运行管理越来越复杂，基层社会的多样性特征越来越明显，对治理的精细化、个性化要求也就变得更高，以往粗放式、运动式、一刀切式的管理模式已经不灵了，社会治理必须要实现理念、制度、手段和技术全面精细化，真正做到精准研判、精准平衡、精准施策、精准调控，最终实现 “无缝隙化”。因此，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国家为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和执政环境变化，主动化解面临的治理困境，精确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治理模式创新，是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协同化是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内在要求。精细化是以多元主体协同化治理为基础，协同化则是对碎片化、条块分割治理的有效变革。社会治理本身就具有主体多元、依据多种、方式多样等特征，因而强调各主体要素之间的协同一致。现阶段社会治理，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推进治理层级下移，治理重心由上转向下、由“条”转向“块”，推进治理扁平化和网格化，所谓“上面条条线，下面一根针”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社会治理越往基层，对“绣花”功夫的要求就越强，对治理的跨界协同要求就越高。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社会治理已经开始重视存量优化，需要重视和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等多样化的诉求，更多关注社会发展、民生需求和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将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态、文化等协同推进。因此，传统的以经济手段为主的社会管理，必须转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有机协调的综合治理。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改革方案和确定治理原则时，必须让整体协同思维取代传统大包大揽、粗放式、经验式的管理模式，让过去单纯从政府角度出发、以维稳为目标的管理，转向以公众需求为核心，聚焦服务效率和公众满意度，在制度制定时要统筹兼顾、相互衔接，尽可能地做到精准发力、协同联动，努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格局。

智能化是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的重要手段。大数据是推动社会转型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战略引擎，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资源，更是驱动社会治理创新和精细化的强大动力与有效手段。现代信息技术是智慧治理的技术基础，智慧治理的本质就在于依托新技术、汇集众智实现精细治理。因此，大数据在精细治理中起着引导性和关键性作用，基层治理精细化一刻也离不开信息技术的循证支持和对问题的精准识别辅助。现代信息技术的出现，让社会这台庞大机器有了精细生产、精细调试和精细维修的可能，大数据通过海量数据的掌握与挖掘分析，既能突破既有的逻辑思维和决策习惯，又能有助于找出社会运行的潜在规律，在问题与对策间建立新的联系，从而为社会治理因地制宜地提供精准分析、精准决策和精准有效服务。当前，以量化、实时和智能分析为特征的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已经像血液一样遍布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智慧政务、智慧交通、智慧医疗和智慧教育等各个系统，它们为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方式、载体、机制等提供了新机遇，并且不断推动着社会治理理念和工作方法的变革与创新，使政府和社会组织服务社会的有效供给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法治化是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的根本保障。全面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影响下，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已经成为解决风险社会挑战的必然抉择。从精细化与法治化关系角度看，精细化治理一定是法治化的，将绣花功夫落实到法治链条当中是实现精细化社会治理的基础，社会治理精细化应置于合法有效的法律规范框架之下。基层社会精细化治理就是通过规则的系统化和具体化，运用程序化、标准化等手段，使组织管理单元精确高效和持续协作运行。当前，网络化与城镇化冲击着传统社会治理基础，尤其是风险社会带来的不确定性与不信任性撞击着社区治理的基础，为应对风险社会带来的巨大挑战，必须从战略层面推进基层社会法治建设，让依法治理及时有效跟进和补充进来，推动法治力量和执法资源向基层下沉，健全城乡社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开展城乡基层法治示范点建设。（铜陵学院 夏美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