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对长三角地区实现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关于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实现改革开放再出发，做好做实推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这篇大文章。

改革开放40年来，长三角地区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和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持续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也进入新阶段，面临新环境、新变化。从国内来看，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比如微观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宏观供求格局深刻变化、资源环境约束增大、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突出等，这些问题的形成既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又有发展进程中出现新的矛盾的原因。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推进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可以有效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可以率先实现创新发展、转型升级，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孕育诞生；可以积极落实国家重大战略，打造引领“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重要引擎和枢纽平台，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路径和保障，为全国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示范。从国际来看，在世界经济复苏曲折、结构性失衡和治理矛盾突出以及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等背景下，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一带一路”、中国（上海）自贸区、中国（海南）自贸区、在上海永久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商品博览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表明了中国全方位改革开放的决心和行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迫切要求长三角地区要实现区域内外更大程度、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的开放与合作发展，以更强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新体系。

区域一体化发展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高级形态。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有四层涵义：一体化不是一样化，而是通过创新去塑造各自的特色；一体化只有在协同分工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要求在功能组织、空间布局、基础网络、推进实施等方面，高度协调、高效运行；一体化需要可持续的环境，包括人口、资源、自然和制度环境等；一体化是全方位的一体化，包括基础设施一体化、经济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体制政策一体化等。达到这样一些目标，唯有通过改革。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直接效益是规模经济，长远效果是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换，成败关键就在于区域内资源要素能否有效配置和高效整合。具体来说：第一，有利于资源更好地配置。按照地区分工的要求，调整区域内的经济结构，从而使市场供给的商品、服务、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和产品能够充分流动并获得无差别待遇。第二，有利于创新活动的产生。专业化的技术和人才在地理上得以集中，为企业创新提供基础。同行企业集聚在同一区域，彼此的竞争更为激烈，迫使企业不断改进技术。第三，有利于形成协同与互补。通过集群内企业间的合作、竞争以及群体协同效应，让企业自身获得包括生产成本优势、基于质量的产品差别化优势、区域营销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等。第四，有利于降低制度成本。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会进一步降低地区之间的行政壁垒，弱化资源要素流动的制度成本。

推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必须对过去长期形成的区域发展思路以及由这种发展思路决定的工作方法和评价考核体系进行重大调整，必须对中央政府的财税及相关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一句话，就是要实现改革开放再出发。首先，推动政府职能转换。真正落实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地位，健全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形成对微观主体合理、高效的激励约束。实现区域市场的充分开放和自由竞争，鼓励区域内企业跨地区、跨产业、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加快实现长三角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上的同频共振。第二，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丰富完善长三角“三层、四级会议制度”框架，不断拓展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形式、创新合作机制。可否考虑运用市场化手段，建立长三角各地参股的股份制项目建设与营运主体，探索地方财政和税收分享机制，从体制机制上为区域一体化提供制度保障。除此之外，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一体化发展规划的编制。科学的一体化发展规划可以有效地弱化行政区概念，加强区域资源整合力度和协调发展能力，解决各自为政、低层次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等问题。一体化发展规划应聚焦于：区域大交通建设的协调与衔接；区域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和信息体系资源共享；区域环境治理工程建设以及违法行为的联防机制等。第三，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开放。用开放扩大内需，用开放形成倒逼机制，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去年11月5日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要求，“鼓励和支持上海在推进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大胆创新探索”，充分利用上海自贸区这个重要平台，营造一个国际化、市场化、法制化、公平统一高效的营商环境，从而使政府管理经济、管理贸易、管理投资的行为国际化。第四，争取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一是在国家层面建立协调、指导、仲裁机构，类似于国务院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以及相应的办公室；二是加快税制改革的步伐，除增加直接税，减少间接税、减少企业税之外，可否考虑将属地原则的财政税收制改为更灵活的属地和异地并存的税制。鼓励经济主体跨区域合作与合资，鼓励区域内产业向区域外发展，推动要素资源按市场需求而不是按行政需求实现跨区域整合。（韦 伟）

（作者系安徽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