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制化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的显著特征，更是科技创新范式转变的必然选择。20世纪40年代以来，国家规模研究和国际合作研究逐渐成为科学技术研究的主流。当前，相应地巩固科学活动的建制化，是科学及其管理政策的重要任务。

从科技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世界科技强国都拥有自己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用来部署前瞻领域研究，抢占科技战略制高点。德国依靠马普学会、弗朗霍夫协会、赫姆霍兹联合会、莱布尼兹联合会等四大国家科研机构，汇聚了众多一流的科学家，奠定了科技强国建设的基石。从20世纪30年代起，法国就创建了国家科研中心、原子能委员会等一批国家科研机构。美国早在1863年就成立了国家科学院，建设了全球最多的国家实验室。我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主要包括国家实验室、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综合集成创新平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和世界一流科研机构等。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中，“科研国家化”的科技创新范式将发挥主导作用。发挥我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制化优势，必须根据自身特点，结合自身优势，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加强：

聚焦战略需求，强化使命担当。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制化优势和应对复杂国际科技创新环境的政治保证，是组织力和创新力并轨形成合力推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组织保障。重大科技攻关具有高度复杂性和综合性，需要规模建制化科技力量的集智协同作战，甚至需要科技创新举国体制的投入支持。为此要聚焦国家科技创新战略需求，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保持科技战略定力，发挥科技预见作用，强化在战略性研究、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科技咨询和服务等方面的创新政策引领。

保障经费投入，夯实科研基础。要提升创新资源配置的集中度和研发经费投入锐度，优化经费投入结构，强化基础科学研究。好钢用刀刃上，摆脱“撒芝麻”“分蛋糕”的做法，规避把项目经费配置到低水平和缺乏竞争力的跟踪性研究项目上。聚焦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以及农业、信息、先进制造、新材料、清洁能源、生物等关键技术，夯实承担重大项目的科技基础和组织准备。加强定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建立原始创新试错容错机制，鼓励从“0-1”的原始性创新。引导支持若干预研性项目，培育承担国家重大任务的基础和条件。

促进制度创新，发挥整体效能。建制化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是创新单元的叠加和临时性的创新团队，而是有清晰的战略科技任务和目标导向的国家科技力量。发挥建制化的系统优势就是注重创新主体间功能互补，明确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制化的创新布局和功能定位。我国在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和北京怀柔布局了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其重中之重就是推进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发挥科技创新的集群优势和资源集聚效应。

探索项目管理，灵活用人机制。建立项目立项责任制，发挥好科技领军人物的作用，项目期内主要负责人固化岗位，不调动工作、不申报奖项和项目。围绕重大项目需求，以项目组织人员打破编制限制，促进资源和人才要素流动，实行兼职研究员制度。配置集中优势资源，促进新兴学科方向领域创新突破。创建开放实验室，建立开放、流动和联合的体制机制。对于重大战略引领性项目实行“长周期、看能力、重实绩”的评估机制，定性评估和定量评估相结合，发挥国际评估专家在遴选项目入库和成果评估中的作用。重大定性评估坚持重大原创性贡献导向，定量评估以成果获得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奖、图灵奖等顶级奖项和我国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等作为重要指标，不再以论文专利数量论英雄。

优化政策供给，促进规模创新。2012年以来，为落实《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及其实施方案，中央各部门制定了340余项具体创新政策举措，各地出台2000多项相关政策文件，形成了庞大的创新政策工具包。通过细分缕析创新政策，制定适应规模创新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提升高质量创新政策和制度的供给水平，有效衔接战略科技力量建制化的组织需要。落实科技创新领域“放管服”政策落地，探索建制化科技力量科技管理自主权扩大机制创新。加强科研诚信体系建设和完善创新评估，推进在项目评价、机构评估等方面出台落地的创新政策举措。强化在基础研究、战略性研究、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科技咨询和服务等方面的创新政策引领。

打造产业集群，汇聚一流人才。促进建制化科技力量与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的实质性合作，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源投入，衍生技术与市场的对接，发挥知识和技术外溢效应，形成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核心的向外辐射产业集群，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推动产业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发挥重大科研平台在吸引人才、汇聚人才方面的“强磁场效应”，形成优秀人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共生效应”。面向全球开放共享，汇聚一流科学家来做实验或开展学术交流。建立国外国内高层次人才智力合作共享机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工程和计划，推动科技创新范式变革和科学方法体系建立，引领全球科技创新方向。 （陈 套）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