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图谱中，“耕读传家”是贯穿千年的精神内核，它将耕耘的务实与读书的崇文熔铸一体，塑造了无数家族的风骨与地域的品格。而安徽，这片襟江带淮、山环水绕的土地，恰是耕读文化落地生根、枝繁叶茂的范本。

皖南多山，耕地稀缺，“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有限的农耕产出，让“耕”成为生存必需，却难支撑家族长远发展；而“读”——通过科举入仕、经商立业，便成了突破地理局限的重要路径。于是，“耕为本业，读为进阶”，男子白天躬身田间，耕种稻麦桑麻以养家；夜晚则在油灯下苦读经史子集，期盼一朝金榜题名，改变家族命运。这种“半耕半读”的模式，既避免了纯粹务农的闭塞，也规避了空谈诗书的虚浮，形成“耕养其体，读养其志”的平衡。

皖北虽平原广袤，农耕条件优于皖南，但地处中原文化与江淮文化的交汇带，历史上战乱频仍、灾荒不断。为守护家族根基，皖北人家同样需要勤劳耕作保证粮食储备，抵御饥馑；同样需要子弟努力读书以打开上升通道，避免家族因贫困而失序。无论是皖南的徽商，还是皖北的儒绅，都坚信“耕读”是家族绵延的保障——徽商致富后，总会不遗余力地修建书院、购置族田，供族中子弟读书；皖北的乡绅也多以“耕读世家”自居。

“耕读传家”的核心载体，是遍布城乡的家族家训与教育设施。在徽州，几乎每个古村落都有祠堂、书院与私塾，不仅是物质空间，更是耕读文化的精神殿堂。黟县宏村的“南湖书院”，背靠青山、面朝南湖，门前楹联“南峦环翠人文蔚，湖波映碧书声扬”，道尽“耕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绩溪胡氏家训强调“孝悌力田，诗书继世”，祁门程氏家训要求“男子务耕，女子务织，子弟务读”，这些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融入日常的行为准则——农忙时，子弟需帮家中插秧、收割；农闲时，回到书斋，由族中长者授课，即便贫家子弟，也能通过族田资助获得读书机会。

这种教育传统，催生了安徽历史上灿若星辰的文化名人。明清时期，徽州一地进士人数位居全国前列，桐城以“文都”之名享誉天下。桐城派从方苞到姚鼐，绵延200余年，核心人物多出身耕读世家——方苞幼年时，父亲白天耕地，夜晚便教他读《论语》；姚鼐早年家境贫寒，一边帮家中种茶，一边苦读，最终成为清代散文的集大成者。耕读文化也塑造了安徽人的务实品格：徽商“贾而好儒”，经商时秉持“诚信”“笃行”，恰是“读”的修养在商业中的体现；皖北的农家子弟，即使未能科举成名，也会以“耕读”的底色处世——勤劳耕作以安身，通晓诗书以明礼，这种品格至今仍是安徽人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好人”安徽最多的一个原因。

在中国传统社会，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单元，而“耕读”则是维系家族凝聚力的纽带。“耕”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孝”的体现——通过耕作赡养父母、抚育子女，是家族责任的核心；“读”则是“忠”的延伸——通过读书入仕，既能光宗耀祖，也能为国家效力。“孝”与“忠”的结合，让家族利益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明代徽州人胡宗宪，出身耕读世家，早年耕读于乡野，后科举入仕，率领军民抗击倭寇，成为民族英雄；清代桐城人张英，幼年随父耕读，官至文华殿大学士，晚年写下《聪训斋语》，教导子孙“耕读二字，是终身家业”，他的“六尺巷”故事，让“礼让”精神传为千古佳话。

一个个家族，多由“耕读有成”者带领——既需通晓农事，能带领族人应对灾荒；又需饱读诗书，能主持祭祀、教化子弟。“亦耕亦读”，避免了纯粹务农者的短视，也杜绝了空谈诗书者的迂腐，让家族决策更贴合实际。而族田、义庄的设立，更是“耕读”的制度保障：族田收入一部分用于祭祀，一部分用于资助族中贫家子弟读书，确保“耕读”的机会不会因贫富差距而消失。这种“共享”的理念，让家族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即便在战乱、灾荒中，也能凝聚信念，延续血脉。

进入现代社会，“耕读传家”的形式虽已改变，但其精神内核仍在影响着当代发展。如今，“耕”，化作了发展现代农业、守护粮食安全的责任；“读”，变成了追求科学知识、创新能力的终身学习。徽州古村落的“耕读”文化成为文旅融合的重要资源，游客在欣赏宏村、西递的书院私塾的同时，感受着“半耕半读”的生活智慧；在皖北，“耕读”精神转化为重视教育的传统，“读书改变命运”的信念，仍是许多农家子弟的动力。

更重要的是，“务实与崇文并重”“个人与家国共生”的理念，为发展提供了坚固的精神品格支撑。安徽是农业大省，也是科技创新大省——从杂交水稻的试验田，到量子通信的实验室，从乡村振兴实践，到科教兴皖推行，无不体现着“耕”的务实与“读”的创新，体现了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回响。

一条贯穿古今的文化根脉，从皖南的山间田埂、皖北的平原沃土里生长出来，塑造了这片土地的人文品格。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这份“耕养其体，读养其志”的智慧，依然能为我们提供心灵的滋养——既要脚踏实地，守护生活的根基；也要仰望星空，追求精神的丰盈。

■ 向明月（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