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都挺好》的女主人公苏明玉对于自己“原生家庭”的浓郁恨意，有着充满悖论的原因：一方面，母亲赵美兰性格强悍、言出法随，长期掌握着家庭的绝对领导权，苏家事无巨细，赵美兰一言而决，形成了典型的女性主导的家庭模式。另一方面，赵美兰虽然身为女性，在对待儿女的态度上却本能、偏执、无可救药地“重男轻女”，就大事而言，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苏明玉的愿望、前途满足儿子的需要；就小事而言，吃饭时为儿子夹菜，眼中也只有儿子。母亲何苦苛待女儿？女性何苦自我否定？

从表面上说，赵美兰“重男轻女”的观念直接来自于其“原生家庭”，她被父母作为献祭嫁给了自己鄙视的男人苏大强，用婚姻换取弟弟的前程；从本质上说，赵美兰是“重男轻女”文化传统上的一个节点，她苛待明玉的行径，只不过是认同“男性中心”文化传统的具体表现。她虽然性格强悍，却始终以自己的强悍维护着一种歧视与否定自身所属性别的文化传统。

苏明玉承受着经由母亲之手施加于自身的来自于男权文化的歧视与压制，但是她并未如同母亲一样无条件地认同这一文化传统，而是以全身的力气展开反抗，最终带着满腔的恨意和遍体的伤痕逃离家庭，并且展开了与家庭漫长的对抗。所以，剧情前半部分，充斥着明玉与母亲、父亲、哥哥“一地鸡毛”似的斗争，直到二哥明成将明玉殴打到重伤住院，明玉则以起诉相胁迫让明成录下道歉悔过的视频，在此过程中，一家人更加严重地相互伤害，没有人能够获得内心的宁静。

明玉最终实现了与家人包括与去世的母亲的和解，其根本原因在于男女平等的原则最终得以在苏家确立，不过，这一过程却是由苏家第二代的女性们促成的。首先，大嫂吴非在与明玉的短暂相处中，便以旁观者的清醒认可了明玉在家中遭到的亏待。对于明玉而言，这不仅仅是一句抚慰伤口的公道话，更是承认了儿子与女儿或者说男性与女性在家中平等地位的重大原则。其次，二嫂朱丽在从明玉口中得知明成结婚成家后，依然断断续续从父母手中索取二十余万元补贴自己小家庭生活，便立即明确表态要偿还借款并身体力行；在苏家子女决定为父亲苏大强买房时，朱丽即便囊中羞涩被迫向明玉借款，也坚决承担明成应当承担的份额，从而第一次在苏家切实践行了男女平等的原则。

两位嫂子的观念与行为给予明玉在新的原则下与家人修复关系的信心，并促使她迈出了关键性的步伐：她利用自己在业界的影响力帮助明成重新就业、将父亲接到自己家中生活。与此同时，明成和父亲也因为吴非、朱丽的影响，以及自身经历的挫折而在反思中逐渐认同了新的原则，并对明玉的回归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可以看到，吴非、朱丽、明玉均未陷溺于对男性中心文化传统的认同，反映了当代女性在社会文化变迁的宏观背景中男女平等意识普遍觉醒的状况，并促使了新的家庭原则乃至于文化原则的确立。此外，三位女性基于男女平等观念达成共识，也使得剧作彻底改变了此前同类创作喋喋不休于婆媳矛盾、姑嫂矛盾、妯娌矛盾的叙事格局，从而不再因为此种刻板的言说方式进一步强化对于女性的歧视意识。

值得格外强调的是，剧作未将男性中心作为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文化的全部内容，并据此建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模式。事实上，就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而言，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将亲情、家庭作为个体生命意义的价值来源，绝不同于西方人基于宗教关怀的生命意义建构方式，从而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精神品格，乃至于维系了中国文化的绵延传递。剧作对此显然颇有会心，并在叙事中做出了相应的表达。

在剧作中，当赵美兰猝然病故之际，远在美国的大哥苏明哲不顾公司正在裁员、自己面临失业的危机，第一时间赶回国内奔丧，多年在美国的生活并未淡化明哲对于亲情、家庭的眷恋；同时，与家人冷战多年的明玉也立即放下手头工作，回到家中并安排了母亲的全部后事。正是对于亲情、家庭来自文化本能的认同，使得云散各地的苏家子女借此契机重新聚拢，并因此而得以走向关系修复之路。当明玉与父亲苏大强、二哥明成和解的关键时刻，明玉的男友石天冬为她讲述了儒家典籍《左传》所载的郑庄公与其母姜氏和解的故事，这是一个极具隐喻意义的情节，暗示着明玉所秉承的现代平等观念，也必须获得来自于传统家庭伦理正面价值的滋润，才能使个体真正走向成熟并承担起自身的文化责任。在叙事尾声之中，苏父召集所有儿女宣布对于自己财产的分割方案，该方案兼顾了现代的平等原则和传统的亲情情感，并得到儿女们由衷的支持，这一令人无限感喟的场景，象征着曾经千疮百孔的苏家再度获得了完满的团圆。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数千年中华传统文化固然因袭着历史的重负，但是，更包含着丰富的、足以穿越历史沧桑的优秀价值内涵，传统家庭伦理文化也不例外，唯有将传统与现代的正面价值充分融汇，才能使我们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保有自己的精神家园。( 邵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