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我们要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数字贸易为代表的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截至2021年2月，我国企业数量高达4457.2万家，企业数字化转型将是我国重塑全球价值链、引导国际数字化分工和利益分配的重要动力源，不仅能在短期内推进优质产能与消费者需求的精准对接，释放了产业带价值，从长远发展来看，更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自去年新冠疫情出现以来，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我国企业面临严峻考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迫在眉睫。

以企业数字化为代表的数字贸易是重塑全球价值链的关键要素。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字贸易作为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共同演进的产物，近年来发展迅猛，正在重塑和创新各类经济活动，全球价值链以贸易为纽带在全球范围实现资源配置。一方面，受全球经济疲软和疫情冲击的影响，数字技术变革催生的数字贸易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动力。欧美发达国家纷纷以数字技术为核心布局数字贸易发展战略、以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寻求利益最大诉求，数字贸易已然成为国际竞争的“新赛道”。另一方面，在以网络化分工、碎片化生产和中间品贸易为特点的全球价值链时代，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世界经济总体向好发展，数字贸易推动数字技术和产品嵌入全球价值链（形成全球数字价值链），以此整合和重塑创新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等各个环节，各国通过技术变革和数字贸易发展抢占数字价值链有利地位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优化顶层设计，强化政策支持。加快现代技术信息运用与深化“放管服”改革的融合，完善数字贸易发展的管理机制，优化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服务质量，构建技术型企业、服务型（平台型）企业以及其他主体积极参与的市场机制。同时，兼顾发展和安全，做好数字技术变革引致的外部性风险防控，构建安全可靠的政策环境，加快推进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重塑。各级政府还应统筹规划，制定跨区域、跨行业的协同发展方案，消除区域和行业壁垒，将企业意愿、实际困难等内容纳入企业名录，进行动态化管理，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的质量，为企业转型提供便利条件和牢靠的保障。

完善监管机制，培育开放格局。完善财政和投融资政策，优化企业财务制度，差别化制定数字贸易准入门槛，做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奖补工作，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遵循全球价值链的特点，整合海关、信息、互联网、人才等相关部门多种环节的数据资源，建立健全数字贸易监管机制，提升全球价值链上的外贸企业持续发展和竞争能力。依托“一带一路”战略、多边合作机制以及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开放平台，加强国际投资合作，优化各类要素国际流通的畅通渠道，打造以我国为核心的区域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建立全球数字贸易合作联盟，塑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球数字价值链“中国模式”。

提高转型意识，充实人才储备。我国企业必须充分认识到，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必须强化数字化转型人才支撑。其一，借鉴国外数字化教育经验，加强企业内部数字化培训和引导，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生动力和能力。其二，与高校及培训机构合作，设立相关专业，开设专门的课程，共建企业数字化人才实训基地，根据企业需求培养综合型人才。其三，可以通过高薪及高待遇，吸引海内外数字化人才，跨越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人才障碍。

做好长期规划，因企制宜转型。数字化转型应做好长期规划，分步进行。企业应以智能化生产和运营以及产品技术创新为原则，实现企业数字化提质增效；利用好数据资源，做好品牌渠道开发和推广工作，提升国际市场占有率和国际竞争力；依托技术支撑和组织变革，进一步优化市场和整合资源，推进企业和产品的纵深发展；强化危机竞争意识，借助跨境电商产业园的配套政策以及企业孵化平台转型。大型企业的实力较雄厚、国际影响力较大，数字化转型的可选方案会更多，在做好风险评估后,可以选择加大自主研发投入、并购国内外科技企业、打造价值链上的国际联盟等方案,努力成为我国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排头兵。（高新）

（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Y2018D2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