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以安徽南部一隅小城命名的文学流派，桐城派凸显两大卓异之处：

其一，超地域发展和影响。桐城派虽发迹于桐城，但流布和名声却远播华夏乃至海外。据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及其《补遗》不完全统计，桐城派鼎盛之时，天下文士争相归之，其有名有姓的成员多达900余位。以安徽桐城为中心，桐城派影响远涉江苏、山东、江西、河北、湖南、广西、天津、上海及日本等地。

其二，绵延时间与清朝相始终。明清时期地域性文艺流派赓续时间皆不长，一般三五十年，至多也难逾七八十年。桐城派初起于康熙大治之时，发展于雍正、乾隆盛世，于嘉庆、道光、咸丰时期还大张旗帜，同治、光绪、宣统三朝余威乃强，直至民国白话文运动兴起后方偃旗息鼓，桐城派前后绵延二百余年。

桐城派为什么能够产生超越地域的广泛影响并绵延久远？

恪守思想的正统性，是桐城派能够繁荣兴盛和长期发展的首要原因。清朝统治者从维护自身统治的角度出发，立朝初期便尊奉以儒学为主的中华民族道统。康熙五十一年，朱熹升为大成殿十哲之次。清朝学校均以程朱之说为宗，科举考题多出自四书五经。桐城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皆崇尚程朱理学。桐城派思想的正统性，不仅为统治者所接受和认同，也受到广大文人士子的欢迎。学子可以通过秉持正统思想的学问和文章中举入仕，迈入庙堂。

提炼总结文章作法可供遵循传承，是桐城派一呼百应和绵延久远的重要条件。桐城派为文的核心是讲究义法。方苞的“义法说”主要阐发“本经术而依事物之理”的思维路径，以及作文排兵布阵之法度。刘大櫆补之以“神气说”，从品藻音节入手探测古文承上启下的内在气脉，寻求文章整体精神气势与字句音节和谐呼应的为文津梁。姚鼐在方、刘古文理论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天与人一、道与艺合、文与质备、古与今宜，以及阳刚阴柔、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等艺术范畴，建构出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话语系统。清朝科举考试及文人入仕多以文章为敲门砖，桐城派学者总结的“义理、考据、辞章”等一套为文规律，具有可遵循、易学习的普遍指导意义，因而影响深远。

崇文重教，是其保持生机活力和扩大影响的核心手段。数百年来，桐城境内书院多、私塾多、家学多、读书人更多。“城里通衢曲巷，夜半诵声不绝”。据《桐城文学渊源考》记载，桐城派中以教书为主要职业或从事过教学活动者达百余人。方苞20多岁开始教书，后入朝为官，升任内阁学士。刘大櫆当过教谕，终身以教书为业。姚鼐中年辞去京官，先后主讲扬州梅花、安庆敬敷、歙县紫阳、南京钟山诸书院等。许多杰出者编选和评注各类读本与教材，如方苞《古文约选》、刘大櫆《历代诗约选》《唐宋八家古文约选》、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等。这类读本和教材，不仅起到提供范文、树立偶像、学有标杆的效果，更为编织派别传承谱系、拓展派别影响发挥良好作用。

桐城派的演进特点，对我们具有多方面启示意义，这里简说两个要点：

桐城派恪守思想的正统性，实质是对中国传统“文以载道”理念的有力践行。政治家力倡文以载道，固然以文艺为自己社会治理服务为宗旨；文艺家认同文以载道，则是期盼学以致用，通过文艺实现参与社会文化建设的雄心壮志。在这点上，政治家与文艺家的出发点虽然并不相同，但实际运行过程中却形成合作和同盟关系。这一合作和同盟关系历经岁月的淘洗越发凸显其生机和活力，文以载道思想不论在古代还是今天，仍为众多文艺家认同和追求。这对我们当下如何看待和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尤有释疑解惑的意义。

桐城派与时俱进的通变性，是其绵延发展的密钥。桐城派虽推崇秦汉古文，却学古而不泥古；虽秉持正统思想，却能不断垦拓开新。尤其在晚清社会大变局之时，桐城派政治家和文人多能与时俱进，选择较为开明的“中体西用”观念以应对西方挑战。光绪时期，吴汝纶主持北方学术重镇莲池书院，主张新学与旧学并行不悖，聘请英国、日本外教创办西文学堂和东文学堂，领全国风气之先。至于桐城派嫡传后学姚永朴及朱光潜等，前者撰写简明的《白话史》，后者成为新文学理论家，更是桐城文人能够在时代演进中移步换形、与时偕行的典型写照。

■ 钱念孙

（作者单位：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社科院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