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作舟（1851—1898），安徽绩溪人，洋务运动时期思想家，代表作有《邵氏危言》（原名《危言》）等。目睹危局，邵作舟提出一系列改革主张，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思想极具特色。本文仅对其培养近代科技人才的思想做一梳理。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朝野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必须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培养出科技人才，方能自强自立。洋务派向西方学习，推行了一些新政，中国出现一些新气象。但是成就有限，问题不少，尤其是人才严重缺乏，制约了发展，不得不用重金聘用西方技术人员。所聘西方人员常常恃强骄纵、桀骜不驯、有禁不止、有令不从，只可赏、不可罚。邵作舟认为，外人终不可用。由此，他曾力劝胡燏棻“不用洋工程师，专任詹天佑办理工程，至路成而其名大著，中国有铁路人盖自此始”。

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学习西方科技已有二十几年，为什么人才还如此匮乏？邵作舟分析，原因有三：“习之寡，廪之薄，重以持重老成、似是而非之议论”。归根结底便是“惜小费而忘大计”。鉴于这三点之失，邵作舟提出了他的培养科技人才主张。

“习之寡”，是指中国学习西方科技的人员太少。中国应该大规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学还是去欧美留学？邵作舟主张，当前应以留学为主导。他说，西学门类粗略可分为40余种，它们相互关联；工业门类也很多，相互间也有割不断的联系。生产一种器械，往往要用到十数台或更多的机器加工，同时有众多老师讲授指点，使学习者易于全面了解近代技术。中国厂家形单影只，常常是仅此一家，并且缺少老师。即中外学习环境差距甚大。因此，要想真正学得西方科技，则必身至其地，能得众多良师相授，可去不同厂家参观，比较其异同。如此数年，西方技术方可了然于心。而在中国学习，优者也只能“得其数不能得其巧，得其象不能得其理”，能“粗明大意者，已为天下之至难”，要想驾驭西人之上，几无可能。

邵作舟的想法是，中国26个省级区域都应该学习西方，兴办近代企业，每个省至少要有200人精通西方技术，26个省区共需5200人，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时间。他提出每次招募2000名少年秀才或虽非秀才但会外语的少年，分40个学科去学习，期限为10年，每名学生一年给银500两，用作生活和学习费用，2000名学生一年共需银100万两，邵作舟力主裁撤毫无战斗力的百余万八旗绿营兵，每年可省数千万银两的军费，省下的银两主要用于兴办洋务新政，包括留学费用。10年后，这批留学生归国，再派遣第二批留学，期限也是10年。再过10年，派出第三批留学生，期限还是10年。30年后，中国将有6000名学成的留学生，他们一方面从事科技工作，一方面每人带10个学生，期限仍然是10年，40年后中国将拥有6万名科技人员，“人才不可胜用矣”。实际上，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末，十几年间，清政府向欧美派送留学生、进修生总共只有170余名。两相比较，邵作舟计划堪称宏大。

邵作舟还提出办学堂不能局限于沿海数省，26省域都应开办新式学堂。从裁军省下的经费中，每年拨200万银两给各省用作办学经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末，洋务派创设新学堂总数在20所上下，每所学堂常年经费在1万两左右，200万两可维持200所学堂运转。这意味着，邵作舟拟办的新学堂总数10倍于已办学堂。

“廪之薄”，是指归国留学生薪俸太低。其时，所聘西洋技术人员月薪有高达六七百两银者。归国留学生即使水平高于西方技术人员，薪水也仅及西方人员十分之一二，甚至低至百分之四五。偶尔有超过此数的，有关部门又以不合定章，不予同意。有人说，留学生由国家出资培养，归来当以忠义报国之心去工作，低薪理所当然，否则是自弃于孔孟之教。还有人说，中国人比西方人日常开销少，国家经费紧张，给归国留学生待遇不可“滥厚”。邵作舟说，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大谬也”。“天下之所求，非名即利也，非利即名也”。追求名利是合理的，对技术人才以名利相招，“天下之才，相厉相劝，辐輳而毕效于上”，“上”即皇帝。邵作舟说，归国留学生的薪俸，当以所聘西人所得为标准，只要能承担西方技术人员承担的工作，便和西方人士同工同酬，不能因为是中国之民而降低标准。有能创西方之所无，而大有益国民者，“尤从而加优之”，也可视同战功，赐予爵禄，世代承袭。邵作舟警告，若以各种理由惜费，不给中国科技人才与外国人士同等待遇，必然会打击他们的积极性，长此以往，中国所办各项新政必“将为之销沮衰息废坏而不复振”。只有建立激励机制，方能使归国留学生继续奋发学习，中国各项新政方能日进而益盛。

中国社会历来缺少冒险犯难的精神，多持重求稳。邵作舟认为，在培养新式人才及推动中国技术方面。“持重老成”之论，实足以阻滞学成归来的留学生大胆创新。他举实例，福建船政局一批技术人员成功造出铁甲舰后，再接再厉，请求上级拨款制造新型舰艇。船政大臣未予批准，理由是中国制造技术“未可深恃”，此事以后再议。邵作舟说，中国设立船政局的终极目标，就是想在技术上独立自主，不再仰仗西方。力求稳妥，不敢创新，如何能自强自立？一跃而超过西方自然不可能，但总要不断前行，最终驾于西方之上。要对技术人员的创新精神给予鼓励，“诱而进之，励而试之”。明定赏罚章程，精则赏，不精则罚。还提出，即便中国制造舰艇比购买外国军舰每艘要多花十几万两白银，“犹当为之”；即便中国制造舰艇花费多而达不到西方水平，亦“犹当为之”。因为从长远看，利大于弊，“天下有造而不精者矣，未有不造而能精者也”。技艺由粗到精有个过程，前行遇到坎坷也属正常，重要的是不可半途而废。中国的出路是自强，自强不是花钱就能买到。正常情况下，中国可以向外国购买所需。一旦中外发生冲突，中国求购，外国不卖，损坏的船炮、机器，外国也不会给予修理，那时我们只能仰天长叹了。

总之，造就大批科技人才，是“远大之猷，万世之计”，是国家战略。为此，“虽殚天下之利而不以为劳，竭天下之财而不以为费，巧说而不为动，谤腾而不为止，屡成屡毁、百无一效而不为息。”唯如此，方能造就出数以万计的优秀科技人员，方能“竭泰西之学，擅艺事之精，不待于人而事必办，不求于人而用有余”。

简而言之，为了中国26个省域发展近代经济和建设近代国防，邵作舟主张大量培养科技人才，基本做法是，以留学为先导，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归国留学生以超越西方科技水平为目标，创造条件，支持他们大胆创新，不怕失败，不为浮言所动，越挫越勇，攀登高峰。

在培养科技人才思想方面，邵作舟也有若干不足。但其目光之远，格局之大，思虑之全，同时代改革派中无人能出其右。

（作者：汤奇学，单位：安徽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