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为北宋一代名臣，千百年来，一直以廉洁奉公、刚正不阿的清官形象载于史册。历史上的包公戏，已有数十个剧种数百个剧目流传民间，家喻户晓，脍炙人口。艺术的塑造性和历史的真实性，是可以互相关联沟通的。一部优秀的历史剧作，一定要深深植根于历史的真实性之中。

安徽省徽京剧院的新创徽剧《包公出山》就是这样一部佳作。故事主要取材于关汉卿的元杂剧《包待制三勘蝴蝶梦》，这也是一出家喻户晓的包公戏。元剧的剧情是：“皇亲葛彪横行霸道。一天，他在街上无端撞死王老汉，竟扬长而去。王老汉三个儿子激怒之下，围住葛彪痛殴，失手把他打死，被抓入官府，按律须偿命。包拯审案时，查明葛彪行凶在前，王家三兄弟痛殴于后，又看到三兄弟争相自认杀手，而王母更请求包公宽恕王老汉前妻两个儿子，由她亲生儿子抵罪。包公十分感动，想起他在梦境里曾经救活了一支落入蛛网的小蝴蝶，动了恻隐之心，于是杀了偷马贼赵顽驴代王三儿偿命，又嘉奖了王母，令全家团圆。”

而徽京剧院的新创徽剧《包公出山》则做了独具匠心的改编创作。首先，编剧把故事发生的历史场景定格在包拯中进士后辞官不就、归乡侍亲直至父母双亡、守孝十余年，终于39岁离开故乡、重新踏上仕途这段时期。正是在这十余年中，包公明确了一生仕官之准则、方向。所以剧中不但要表现包公之“孝”，更要突出他的“道”——为官处事之道。在广泛阅读、深入思考后，编剧特别注意到：包拯自述情怀的《明志诗》，认为：其中“直道”二字，便是包公存身、立足、仕官、事君之本。也是本剧的主题、主旨所在。其次，为了衬托历史场景的真实性，编剧又请来两位历史人物登上舞台，包拯的恩师刘筠和同学好友文彦博。刘筠和文彦博，是两位北宋大名臣，他们的登台，对于剧情的起落波折、和包拯的“直道”为官断案，起到了极好的烘托作用。

在审案过程中，当包拯得知案情真相后，为帮助王氏一家脱罪，找到文彦博以寻对策。他认为把整件事情直书皇上，是权贵葛彪打死人在先，就能替王氏三兄弟求情，赦免他们的死罪。而深谙官场“潜规则”的文彦博，却主张采取“迂回战术” ，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初出茅庐的包拯面对处之若泰的昔日同窗、今日同僚，思忖着、疑惑着，不断在取“曲”还是取“直” 的焦灼感中摇摆彷徨，就在准备放弃“坚守”时，文彦博“献锦”一事如当头棒喝唤醒了包拯，这个“直道天下一根筋”犟到底的“包犟子”，在实践中重新“肯定自我”后，再次获得了成长。

如果说这件案子的复杂棘手和文彦博道出的官场“潜规则”，对包拯是一个不小的冲击；那么恩师刘筠用实际行动对他的苦心劝诫无疑是一股巨流，把他推向了自我抉择、审定的顶峰。公案自然还没有解决，但文彦博却因“献锦”一事牵连被贬。刘筠已生退隐之心，在离开之前，用偷马贼的尸体换得王三兄弟无恙，并安排王氏一家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面对恩师的所作所为，包拯震惊、不解……怎样才能做到“不负朝廷”“致君泽民”而无愧于心？“直道多不容，枉道夫岂可” ，包拯最终攻破了心中郁结的块垒，以“不敢不守天下之直”的决心，说服了恩师刘筠，感化了王氏母子，奏上他复出审案的第一本奏疏，表彰王氏母子的大孝大爱，坚定地开启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清官戏”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老百姓爱看爱唱的传统剧目，包拯作为清官的典型，他所奉行的“直道”就是符合民心的为官之道，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法治之道。徽戏号称“京剧之母”，音乐唱腔优美，表演艺术丰富多彩，技艺精湛。文戏具有载歌载舞、委婉细腻的特点；武戏则粗犷、炽热、功夫精深、善于高台跌扑而震惊观众；同时以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风趣、诙谐的语言吸引着观众。这在《包公出山》剧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包公出山》整体上看属于文戏，舞台画面凝重而不失美感。饰演包公的国家一级演员董成，对艺术精益求精，每一段唱腔、每一个舞台身段，都反复打磨几十上百遍。这次他在舞台上是徽剧的正生，从唱腔、举止，到深度的心理自白，已经炉火纯青。饰演文彦博的青年演员张凯，是剧中的小生，作为徽剧的后起之秀，他在剧中也有不俗的表演。这也说明安徽省徽京剧院在新时代顺应改革大潮，着力培养戏剧新人，传承创新，后浪推前浪。安徽省徽京剧院此次排演《包公出山》，契合了当下弘扬良好家风家训、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时代主题，希望有更多的观众观赏它、喜爱它。（翁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