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图书馆作为我省最大的古籍公藏单位，有着百余年的典籍收藏史。该馆藏有古籍34万余册，其中善本3万余册，总计有132部古籍入选前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这些古籍大都来之不易，其中有些藏本浸润着本省先贤们的心血和汗水。

省图里的“隐形王者”

安徽省图书馆前身为安徽省立图书馆，1913年2月创办于当时的省会安庆。1953年4月，安徽省立图书馆更名为安徽省图书馆，迁址到合肥市逍遥津公园西侧，1962年12月，又迁至包河公园东南侧，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碧瓦红墙的模样。

很多合肥人常年接受省图书香滋养，其实，除普通读者熟知的中文文学图书借阅室、中文社科自科图书借阅室、报刊阅览室、期刊阅览室等，省图里还有很多藏在深闺的“王者部门”。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中国数字图书馆安徽分馆、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安徽省级分中心，以及中国盲文图书馆安徽分馆，均设立在这里。

作为安徽省最大的古籍公藏单位，该馆有着百余年的古籍收藏史。民国初年，省图就曾接收清末安庆各衙署遗书2000种；民国期间，安徽省通志馆曾委托胡适先生在北平召集一批皖籍学者，收集与安徽有关的重要文献，这些文献也成为省图典藏的来源之一；省图还藏有各种家谱文献、徽州文书、名人手札等；1954年，又接收各地古旧文献3.59万册。

今天的省图，藏有古籍34万余册，其中善本3万余册，总计有132部古籍入选前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并于2008年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据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常虚怀介绍，该馆的安徽地方历史文献收藏独具特色，其中新安理学、桐城文派、新安画派、新安医学以及方志、谱牒、契约文书等类别的庋藏，基本形成体系。

不过，此次他推荐的却不是什么宋元旧椠，而是民国期间排印的《望溪文集三续补遗》。此书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五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框高14.6厘米,宽11.1厘米，书前有民国二十一年刘声木《望溪文集三续补遗序》，又有《〈苌楚斋六笔〉卷二一则》，版心题“直介堂丛刻”。

按照古籍定级标准，这部书远远称不上善本。但它背后有一段故事，却是“学问乃天下之公器”这句话的最好注解。省图希望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发掘与还原，向本省几位先贤致以深深的敬意。

赊账两百大洋，刘文典购得方苞手稿

据常虚怀介绍，这段书林佳话涉及安徽历史上4位名人。

第一位是刘文典。刘文典（1891~1958），合肥人，先后师从刘师培、章太炎，精于校勘考证之学，历任北京大学、安徽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教授。

1929年2月，应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之邀，刘文典离开安徽大学，来到北平，进入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同时在北京大学兼职授课。北平是全国的学术重镇，刘文典如鱼得水，很快又结识了许多大咖，其中一位与我们今天所讲的故事颇有关系。

此人名叫傅增湘，四川江安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清末民国时著名学者、藏书家，1917年出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1919年因五四运动引退，此后一直定居于北平。傅增湘专精于版本目录之学，名气极大，经常有人拿着珍稀古籍来找他鉴定，有些想转手交易的，也往往请这位大行家居中牵线，或者干脆把古籍就寄存在傅家，请他代售。

1931年上半年的某一天，刘文典在傅增湘家中偶然看到一套珍本，经傅增湘鉴定，确认是“桐城三祖”之首方苞的手稿。

这就牵涉到了我们要讲的第二位安徽名人：方苞。方苞（1668~1749），字灵皋，号望溪，桐城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举人，康熙四十五年会试中试，因母亲生病归乡，未能参加殿试。康熙五十年因戴名世《南山集》案入狱，后免罪，入直南书房、蒙养斋，历官武英殿修书总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方苞为文谨守义法，被奉为桐城派开山祖师。

方苞作为清朝初年的文章巨擘，他所开创的桐城派执清代文坛牛耳近三百年，这样一位大人物的亲笔手稿，其珍贵程度自不待言。并且通过翻阅比对发现，书稿中收录了三十来篇方苞的佚文，也就是说，这些文章是广泛流传于世的各种方苞文集刻本中所没有的。对于刘文典来说，此书还有另外一层意义，那就是所谓的“乡邦文献”。

刘文典在傅宅见到此书后十分兴奋，当即表示愿意购买。据傅增湘介绍，这套书是浙江的一个富豪之家的藏品，放在他这里寄售的，要价二百块大洋。刘文典一度生活穷困潦倒，来到北平后，经过胡适的大力推举，此时已是颇有名气，手头也宽裕了许多，但是若要一下子拿出两百块大洋的巨款，还是力有不逮。

不过这难不住刘文典，他决定“赊账”——先把上册带走，待付款后再取下册。大概半年以后，1931年10月8日，傅增湘写信给刘文典催款，“前持去方灵皋札子，前途迭来相促，若决定能留，则下册当以奉上，其值二百元不能再减也”。

陈东原与省图馆刊《学风》

1932年6月29日，刘文典写了封信，信中所讨论的事情，正是关于他去年刚刚买下的这套方苞手稿。收信人叫陈东原，是我们要讲的第三位安徽名人——也是安徽省立图书馆的馆长。

陈东原与刘文典不单是安徽老乡，而且是合肥老乡。1929年刘文典初到北平任教时，陈东原即将从北京大学毕业，大概是胡适从中介绍，两人得以相识，并且叙上了师生关系。

陈东原生于1902年，1929年8月自北京大学教育系毕业，当年9月回到安庆任安徽省教育厅督学，次年2月任安徽省立图书馆馆长，1936年辞职出国，在安徽省立图书馆馆长任上六年有余，这一时期是安徽省图书馆史上公认的黄金发展期，其中的一大成就便是他亲手创办的馆刊《学风》。

馆刊《学风》初创之时，为扩大刊物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每期印成之后，陈东原都会分别寄送各界名流，刘文典作为身在北平的安徽籍名教授，收到刊物自然在情理之中。

刘文典之所以给陈东原去信，是因为他在最新一期《学风》上看到一篇启事。陈东原执掌安徽省立图书馆期间，十分重视对本省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在《学风》上专门辟有“本省文献”一栏，并且多次刊登有关征集文献的启事。其中在第二卷第六期上登有“征求零片文件”的启事，该期出版于1932年6月15日，在刘文典写这封信之前半个月，刘文典所看到的应该就是这一篇。

刘文典在信中表示，自己手头藏有两大册方苞手稿，内含“未刊之文约三十首”，至于已经有刻本传世的文章，稿本上则保留了反复修改的痕迹，从中可以领悟写文章的技巧，并且专门请傅增湘先生写了题跋，“洵艺苑之鸿宝也”，如果陈东原觉得有益于馆藏，自己愿意提供给他复制，“或钞录，或摄影，皆无不可”。

陈东原接信后自然是大喜过望。不过，面对刘教授如此慷慨的义举，他在回信中一方面表达了感激，另一方面却提出了一个十分“过分”的请求。陈东原说，摄影太贵了，我们负担不起，还是影抄比较适合，现在兵荒马乱的，您如果邮寄原件的话怕出意外，再说了北平是大都市，影抄人员的专业水平肯定也更高，因此能否麻烦老师就近请人抄录，需要花多少钱我给您汇过去。

方苞手稿的影抄本及排印本

所谓影抄，是指照相技术没出现以前的一种书籍仿制手段，通过延请专业人员精心摹写，力求达到仿真的效果，不但行款等基本格式要与原件完全相同，连字体也要求尽可能相似，通常用于存世极少的珍惜版本的复制。方苞的佚文手稿无疑符合这一标准。民国时照相技术虽然已经发明，但尚未普及，成本太高，因此影抄仍很常见。

刘文典接到回信后，对于学生所提的要求完全接受。当年11月5日，刘文典再次致函陈东原，称“已就近倩高手影钞，行款一依元式，朱蓝墨笔、改窜涂乙处亦如其旧，因此颇费时间工力不少”，甚至将具体的影抄方法也略加介绍：“每页系用特制之油纸，蒙于元稿上，双勾影写，虽不敢自诩为下真迹一等，然亦几可乱真矣。”刘文典这封来信刊登于1932年底出版的《学风》第二卷第七期，同时刊登的还有安徽省立图书馆的“编者按”，称“现该稿业已钞竣寄到”。

这一段书林佳话眼看就要完美收官，这时却忽然冒出另一个人，强烈要求分一杯羹。这个人叫刘声木，是我们所要讲的第四位安徽名人。

刘声木（1878~1959），原名体信，字述之，后改今名，并改字十枝，庐江人，清四川总督刘秉璋第三子。刘声木身为官二代，其本人却无意于仕途，进入民国后隐居乡里，一意著述，尤其留意于搜讨乡邦文献。

原来，刘声木作为本省名流，也是陈东原馆长定期寄送馆刊《学风》的对象之一，他在第七期《学风》上看到刘文典的来信以及相关的“编者按”之后，很快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刘声木半生致力于编书、印书，三年前刚刚编印出版了《望溪文集再续补遗》四卷，正是方苞文集的补编，如今得知有方苞稿本传世，不禁欣喜若狂。老派文人行事磊落，立即给陈东原写信，请他把自己介绍给刘文典认识；待陈东原为二人牵线以后，刘声木又致书刘文典，请他将该稿为自己另外影抄一份。最绝的是，刘声木在事后声称，“平日与二君固不识也”，但是两人都没有二话，“皆许之”，堪称又一段学林佳话。

正是依据稿本中收录的29篇佚文，再加上“自辑文五篇，诗三则，共三十七篇”，刘声木于1933年编印出版了《望溪文集三续补遗》四卷。今天安徽省图书馆收藏的正是此书。

刘文典曾要捐赠省图的四箱书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章玉政教授，从事刘文典研究十余年，先后出版6本有关刘文典的专著。

章教授说，刘文典在回皖主持筹建安徽大学之前，追随过孙中山，营救过陈独秀，结交过胡适、陈寅恪。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1928年11月在主持安徽大学校政期间怒斥蒋介石，也因此被冠以“民国牛人”之称。

但在章教授看来，刘文典先生更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在冷僻的校勘学专业埋头深耕，是古籍整理与庄子研究领域的专家。

据章教授介绍，1921年刘文典刚30岁，就出版了《淮南鸿烈集解》，胡适特意用古文为这本书写下序言，称之为不朽经典。1939年，他又出版《庄子补正》，由陈寅恪先生作序。一贯以狂狷形象示人的刘文典自称：“天下懂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我，其他研究庄子的算半个。”1958年，刘文典因脑溢血去世，还有很多著作没来得及出版。

刘文典先生不仅是古文献专家，还是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章教授说，刘文典是中国最早介绍进化论的人，当年曾给《新青年》翻译过很多西方文章。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曾多次派人请他出来教学做官，他都断然拒绝，表现出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

谈到刘文典与安徽省图书馆的渊源，章教授还介绍了一段鲜为人知的轶事。

当年，他在与陈东原通信时说，他用一半薪水买书，有生之年供教学之用，过世后则要捐赠给安徽省图书馆。刘文典去世后，夫人张秋华曾将一批图书和字画捐赠给安徽省博物馆，其中包括董其昌、刘墉等大家的真迹；后来安徽大学成立80周年校庆时，其后人将剩下的最后一批刘文典所藏图籍都捐给了安徽大学。

但有四箱珍贵古籍，却成了沧海遗珠，与安徽省图书馆“擦肩而过”。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文典先生“浮海南奔”，先行南下，赶赴西南联大任职。随后，夫人张秋华独自带着孩子还有四箱珍贵古籍南下。当时他们从香港中转，刚好有个姓马的学生在香港大学教书，于心不忍，就出主意:“日军战火一时也烧不到香港来，不如将这些图书暂时存放在香港，等你们到了云南稍微安顿一下，再来领取不迟。”张秋华思虑再三，接纳了学生的建议。

谁知香港很快沦陷，驻守英军无条件投降，刘文典的几大箱书籍、手稿也被日军掠去。日本战败后，同盟国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处理战争期间被劫掠物资的归还问题，刘文典立刻填写了表格，要求追讨那几箱书，但一直杳无音讯。

2013年，章玉政教授在网上意外发现，台北科技大学的简报上记录有这几箱古籍的资料。他立刻发去邮件，并将这一消息告知刘文典的家人。原来，当时日本确实归还了这一批藏书，但很快内战爆发，国民党节节败退，也将这几箱珍贵古籍带去了台湾。

后来刘文典的儿子刘平章还特地联系台北科技大学校方，到台湾见到了父亲留下的那些珍贵古籍。但因历史原因，交涉困难，只复制了一本刘文典批校的《论衡校注》，现存于安徽大学刘文典纪念室。

今天，当我们在安徽省图书馆再次翻阅这部《望溪文集三续补遗》时，典籍背后的文人往事历历在目，本省先贤的高风亮节令人感佩无已。

通讯员 常虚怀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陶妍妍 王素英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