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仁宗年间，有两位大臣之死，引发效应非常强烈。一位是皇祐四年（1052年）5月20日去世的范仲淹。一位便是嘉祐七年（1062年）5月25日去世的包拯。

他们相差十岁，都去世于牡丹花开的季节，活的岁数也一样，都是64岁。他们俩都是刘筠当考官时录取的进士。

范仲淹去世引发的痛悼是全国性的，毕竟他是庆历新政的主将，才华出众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无论“立德、立功”还是“立言”他都有。但范仲淹影响更多的是在朝臣和士子中间，而包公，则在民间更受追捧和怀念。两人都是千古名臣，范仲淹一直活在文人的作品中，而包公，更多地活在老百姓心中，活在舞台上。

闻说包公去世，百姓无不痛惜，每天不断有人上门悼念。仁宗皇帝听说包拯一病不起，挣扎着一定要上门来悼念，那天他特意“辍朝一天”，以示对包拯的悼念。

看到包家家徒四壁没什么值钱的家当，再看到包家小儿眼泪汪汪才5岁大，仁宗眼泪情不自禁地掉了下来，回去后便赐官给包绶“将仕郎、太常寺太祝”。

包公去世后，宰相来了，枢密使也来了，那些同年和同僚也都来了，出现次数最多的自然还是老朋友吴奎。董夫人委托他写墓志，他一口答应下来。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包拯的。还有一个人，也上门来悼念，并主动表示说愿意给包公写墓志。可董夫人说已经托付给了吴奎，他只好怏怏告辞。在此公的经历中，被人当面谢绝，恐怕也是第一回。

董夫人送他走后，跟家人说了这事，然后说，他的文章虽然好，但不可能写好先生的，让他写可能还有副作用，会迷惑后人，不如直接回掉为好。这事在张田写的董氏墓志中有记载。

墓志铭是1973年挖掘出来的。所以这段故事被埋在地下足有上千年。

参与包公墓挖掘并整理墓志铭的程如峰先生，是1949年参加工作的老同志，对这段记载特别感兴趣，他就想，这人会是谁呢？又是“素丑公之正者”，那弹劾过包老的不就只有欧阳修和胡宿吗？而对自己的文笔又很自负的也就只有欧阳修了。他把当年二府中的几个人全找了出来，然后一一比对。文坛声望最大的只有欧阳修，他和包拯算是老同僚，包拯被降官时他曾向朝廷要求起复包拯，后又弹劾过包拯，再后来又一起在枢密院里短暂共过事，有这么几重关系的，没有别人了，程老先生得出的结论是，这人应该就是欧阳修。

后来有作家采访过程如峰先生，说到这事儿，他们对董夫人拒绝欧阳修写墓志不无遗憾，“包公的墓志铭，如果出自欧阳修之手，势必会像韩愈撰写柳宗元的墓志铭一样，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成为中国的文化史上又一桩千古佳话。”

以欧阳修的知名度，如果包拯墓志由他来写，不可能像吴奎写的墓志一样，埋藏地下千年而不为人知。这是肯定的。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欧阳修给很多人写过墓志，给晏殊写过，给吴育写过，给杜衍写过，给胡宿写过，也给范仲淹写过……可那些人在历史上留名，和欧阳修无关。

欧阳修自己的墓志是韩琦写的。而欧阳修给范仲淹写墓志，还有一些后遗症留下来。他花两年时间，完成两千余字的《范公神道碑铭》。可是，韩琦读了后并不满意，要他修改，其中提到吕夷简的部分，富弼看了也不高兴，因为他们当年都是庆历新政的当事人，知道那一段真实情形。范仲淹儿子范纯仁更不同意欧阳修的表述，请他删除掉，欧阳修拒绝修改。最后，范纯仁干脆自己动手删除。这墓志几方面都不满意，欧阳修本人也很受伤，一度闹得沸沸扬扬。

这件事，恐怕包公有所耳闻，既然包公知道，那董夫人肯定也知道，所以她拒绝欧阳修来写包公是有道理的。

墓志的写作涉及到对墓主的评价是否客观和公正，盖棺论定，说的就是这一种。倘若对人有偏见，墓志中很可能会流露出来，这也许恰恰妨碍了客观和公正。

文学家可以给无名者写墓志，无名者因之而史上留名。倘若本就是一朝廷名公，那谁来写，还是有讲究的。

吴奎和包拯三十多年情同手足，更何况他本人也是大才子，如今既是翰林学士，又是枢密副使，以这种身份给包老写墓志，还有谁比他更合适？

包拯被欧阳修最得意的门生曾巩写过，那一篇文章虽然也美，但论情感，论气势，论震撼度，都远不及吴奎写的墓志：

宋有劲正之臣，曰包公。始以孝闻于闾，及仕，从（州县累迁至于二府，卓）立于时，无所闻。（提）举有明效，其声烈表爆于天下人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公之薨也），其县邑公卿忠党之士，哭之尽哀。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若）相属也。

吴奎开篇便先声夺人，堪称墓志的杰作。通篇三千多字，一改再改，是可以想见的。

吴奎的文集没留下来，这是最遗憾的。但他才学之高，嘉祐四年便是翰林学士，应该是有文集的，只不过，没有传下来而已。他应该是写包老的第一人。宋史《包拯传》，很可能是从他这里获取了主要资料，因为有很多语言是一样的。吴奎说包拯“慎交游，喜读书，无所不览”，为国家事，“词严气劲”，“可以训人臣之失”，说得何其准确。

最懂包拯的人是吴奎。有知己若此，包拯死而无憾矣。（合肥 马丽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