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安徽是文化大省，也是中华早期文明发源地之一。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有较大贡献的老子、庄子等皖籍历史人物中，大多为特立独行、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或学者。北宋时期的包拯，官员出身，因其砥行立名，成为垂范后世的中华民族先贤代表。也唯其屈指可数，为后世尊崇礼敬，无论是上层社会官人，抑或下层黎民百姓，都交口称赞包拯的事迹；其历史形象，经过宋元以来历朝叠加形塑，甚至被神化，民间尊其为“包公”“包青天”。从宋史中清廉直道的包拯，到民间故事历代咏流传，“包公”形象，早已成为徽风皖韵中的安徽文化标识。
包拯（999—1062年），字希仁，北宋仁宗时期庐州州治所在合肥县人（今安徽合肥市人）。当其由一位儒生循道科举进阶，登升进士后，考虑到父母年事已高，推辞了远道做官，诚意在家侍奉双亲，以纯孝闻名合肥乡里。景祐四年（1037年），年近40岁的包拯才重登仕途，任扬州天长县知县时，颇有政声，曾主政端州、瀛州、扬州、庐州、池州、江宁府及开封府等地，并代表国家出使契丹，并先后在朝中任职工部、刑部、兵部，任监察御史、龙图阁直学士等。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任枢密副使，1062年病逝，被追谥“孝肃”，因此又以“孝肃公”闻达于安徽故里。
北宋时期，名臣辈出，如与包拯合称“嘉祐四真”的富弼、欧阳修、胡瑗三人，都是时誉延及后世的北宋名人。为什么包拯一代代散发巨大文化影响力？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包拯不仅是北宋的著名政治家，还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清官，一位其言其行符合中国人理想和价值追求的“千古名臣”。
不妨简单梳理一下包公的事迹功德及其在后世人们心目中的精神象征意义。包拯为官二十余载，所任之处，政绩斐然。他主张国家要务德慎利，明正赏罚，讲究法制，倡导社会公正；立朝恪守大中至正之道，刚毅峭直，廉洁清介，独立不惧，刚直不阿；敢于摧折权贵，为民伸冤，能当天下之责；弘扬民为邦本理念，恶吏苛刻待民，力主忠恕爱民。包拯由一位深受儒家文化浸润涵化的士人官员，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典范式的人物，符合中国古代对官员大臣行为准则的要求，可谓千古难求的模范。包公的历史传奇又负载着世世代代社会底层民众对清官的期待，“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包青天”之名，妇孺老少皆知，美名誉天下。宋代之后，人们口中的“包公”，已是大众对包拯奉若神明的敬称。
全力打造包公地方文化品牌，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和历史依据。包拯逝世后，皇帝予以谥号旌表，言论奏议入选历代名臣奏议，事迹载录《宋史》立传宣扬，是宋元之后载于国史的历史人物。元朝刻印《五朝名臣言行录》专记包拯事迹。《明史》行文中赞包拯“苦节自厉，诚为人所难能”。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收录宋朝曾巩所撰《隆平集·包拯传》、宋朝王偁《东都事略·包拯传》。官修的《大清一统志》记录“包拯，合肥人……为治严而不刻，缩靡费以利民”。民国时期纂修《清史稿》，撰述晚清循吏孙宝田在合肥为官时，不畏地方豪强，敢于为民平反冤案，主持公道，因此受到合肥民众称赞，“谓包龙图复出。”上世纪30年代，安徽省图书馆和地方学界联合省内外学术名家，编撰《安徽先贤传记教科书》，包拯是首批入选的十二位安徽先贤之一，与朱熹同列宋朝安徽明贤。包拯能获得宋元以来历代官史记录和肯定，说明包拯一生所为，具有跨越朝代的历史价值，符合各王朝共通的审美共识和价值追求，这也正是包拯作为安徽地方文化代表人物的意义所在。
地方志书向来被视为地方史，包公是建省以来安徽历次官方修撰志书向来入传的历史人物。安徽建省较迟，清朝康熙六年（1667年）才建省，第一次官方纂修全省通史，是在江宁与江苏省一起合修的《江南通志》。康熙二十三年于成龙、王新命等编修刻印的《江南通志》，在“人物”卷中，记载包拯和其子包繶二人事迹，称赞包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道光年间编纂的《安徽通志》，包拯是其中出现频率最多的历史人物，不仅在“人物传”卷中，把《宋史·包拯传》文字完整抄录在册，还把稀罕见着的明朝黄金所撰《孝肃书院记》全文录载，“包孝肃公，宋之名臣也。其精忠直谏可比汉之汲长孺而过之，视唐魏郑公出处尤正。其廉节冠一时，赵清献而下不论也。”
把包公作为廉洁文化的代表人物予以尊崇、礼祀，古人早就施行，并设有建筑设施，行祭拜祀典。宋元之后尤其清代建有遍及省内外的包公祠，是礼敬包拯的专门场所。清代在苏州的安徽人，建有安徽会馆，馆中设“嚮堂”，“祀宋名臣包孝肃公、先贤朱文公”，因为包公出自皖北，“朱子出皖南，乡人旧奉祀之，遂于馆中中堂，并为两公神主。”需强调的是，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朱熹，集新安理学之大成，向来被安徽地域志书视为代表性人物，这位“朱子”也一向尊崇包拯。“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这是我们目前所知道包拯唯一一首遗世的诗文，即包拯寄托心志的《明志诗》，南宋时期朱熹在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讲学期间，曾经把该诗刻石以教育门下生徒，并为石碑跋语，强调“此包孝肃公布衣时语”。
包拯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千古之臣，他的立身行世之道，忠孝清廉、刚直不阿等伦理道德和法治思想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包拯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也是能够凝聚安徽廉洁文化认同的代表性人物。（合肥 陆发春）
（作者为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安徽大学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