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市图书馆收藏的《春秋传正谊》四卷、《春秋集义》十二卷、《礼记集说补义》一卷和《辅仁录》四卷均为清末桐城派后期名家方宗诚的手稿本，2008年全部入选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这四部手稿的开本，高度均为26厘米，宽度略有不同，《礼记集说补义》一卷和《春秋传正谊》四卷的宽度为15.8厘米，《春秋集义》十二卷和《辅仁录》四卷的宽度为17.8厘米。《辅仁录》和《春秋集义》无边栏，无鱼尾，白口;《春秋传正谊》和《礼记集说补义》有蓝色边栏，蓝鱼尾，白口。从版式上可以看出，前两部书为初稿本，后两者为誊抄本。

这四部手稿本，忠实记录了方宗诚著书为学的修炼历程。而综观方宗诚的一生经历，又分明能感受到其文人风骨的背后，恰是“桐城派”两百多年迁延不灭的向学好学之风。

手稿尽显治学救世之道

安庆市图书馆藏有方宗诚著述及其编纂、校勘的古籍共32种，可以说是收藏其著作较全的图书馆之一。除了一些流传较多的刻本外，方宗诚自书的这四部手稿本最为珍贵。

方宗诚是桐城派发展后期名家之一，字存之，号柏堂，安徽桐城人。早年居乡生活，求学先贤，二十岁时拜师同里许鼎，后来又投从兄方东树。方宗诚清勤刻苦，遍览宋元后儒家之言。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陷桐城，方宗诚举家避居祖居地鲁谼山，期间仍常与同里乡贤谈经论道，著书立说，聚师亲家之子弟而教。中年以后出外游历，先后充吴廷栋、严树森、曾国藩幕府，得曾国藩赏识举荐官枣强知县，任职期间清冤狱，创书院，政声显著。光绪六年，辞官归里，著述以终。安庆市图书馆藏有方宗诚编撰的古籍文献共有32种235册。除了这四部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手稿本外，其他收藏有清光绪年间桐城方氏刻《柏堂遗书》八种附一种、清光绪四年(1878)的《柏堂读书笔记》十六卷、清光绪三年(1877)刻《俟命录》十卷、方宗诚为官枣强时编纂雕刻的《枣强县志补正》五卷等。

安庆市图书馆古籍部主任祖文君介绍，这四部手稿本，正文部分均由端正隽秀的楷书写成，一丝不苟、清晰漂亮，勾删涂抹的修改痕迹显示出手稿本的独特风貌。就以《辅仁录》为例来说，与本馆所藏清光绪十二年(1886)的刻本相比较，从正文卷首卷端小序来看，原稿178字，后经一番涂抹删改后仅余103字，显得更加的文词简练，真实地记录了方宗诚在写书为文上的精进之功。

综观全书，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方宗诚或是勾除删减，或是添字加句。删时大笔涂抹，毫不手软;增时常常只二字五言，惜墨如金。方宗诚从咸丰三年(1853)开始撰写《辅仁录》，光绪十一年(1885)作了最后的修改，并于次年八月开雕出版。32年时间里，方宗诚走出家乡，走进官场，经历一番人事历练后又重回乡间，无论从学识素养抑或人情练达上都不可再同日而语。书中这些增删涂抹的痕迹忠实地记录了方宗诚著书为学的修炼历程，而这也正是这部手稿本或者说是所有手稿本特殊价值所在。

作为桐城派后期的代表人物，方宗诚继承和发展了桐城派文法，常以“程朱之学、韩欧之文倡导后进”，“专本程朱之言以进求六经四书”，《春秋传正谊》、《礼记集说补义》、《春秋集义》三部著作都是秉承儒家宗旨，以义理为权衡来疏通经义、阐发经典，屏弃曲说，正经史以求明体达用。

方宗诚生于文风昌盛的桐城，受业乡里先贤，中年后出外游历，交游广泛。曾子有言:“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方宗诚将平生师友故人赠处之言，纂著成文，取名为《辅仁录》。其中既有师长对其为学做人上的告诫之语，也有同辈友朋之中为官处事上经验的分享与箴劝。如同里从兄方东树评其文“文瘦折出义理多，似王半山。但未尝专用功，故不能如其洁净耳。若见理沛然，如水银灌地，则自其性之所得，不从文字觅也，当益栽培深厚。”评其日记“所论皆精正，然有发之太早之病。今后但宜充而力践之，使无若托诸空言。”劝戒方宗诚为文精正后“但益涵养，反身以践体之，否则纸上空言，未足恃也。”同里晚清史学家、文学家，桐城派三祖之姚鼐的侄孙姚莹劝勉之语:“为古文须先具古人之性情识见学问，振拔于波靡之中，则发之于文者，自有真识真气、实理实用。”其他如同里友人方鲁生、戴钧衡、马命之、赵遂、赵献等，官场同僚吴竹如、孙琴西、龙皞臣等，这些主张相近的文人学士之间的来往切磋，探讨学问文章、处世为人之道，对研究桐城派思想流传、文风传播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品行高洁的勺园主人

桐城作家胡堡冬，在小城漫步时，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勺园，在他的心目中，这片静谧的园林，是世间最美的小院。

“轻轻地叩开院门，里面是一处古宅，它的另一个名字叫‘九间楼’。扑面而来的，是小院里种植的各种植物和绿色蔬菜，再亲密接触一下有深厚历史气息的故居，会感受到桐城文人士子孤傲圣洁的品性。”

“小院幽静恬淡，一条小径从中穿过，两畦菜地，三株冬青树，园中花木依次绽放，矗立的巨大片石上石刻犹存，一眼清澈的古井，如主人内在的品质，内涵深深，韵味悠悠，恰似桐城派的翰墨华章那么底蕴绵长。”

勺园从建成起，一直是名流的宅第。数百年间，静处一隅，经历了沧桑巨变，最后辗转到了他的主人方宗诚的手中。

宁静的小院，常会聚集小城的贤达们，他们三两相邀，叩开勺园的门扉，在爽朗的笑声中，拱手相见。他们个个都是饱学之士，胸前飘逸的美髯，脑后稀疏的发辫，老而不朽，见解非凡，让人只有崇敬的份儿。方宗诚无疑是他们中的核心人物，人们敬重他的学问，敬仰他的睿智和胆识。清王朝的晚期，已是国脉衰微，各地纷乱蜂起，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大军杀入桐城，一城的男女老少，哭的哭，逃的逃，慌恐一片。方宗诚则不然，他镇定自若，还沉静在他的书香世界里，研究“天时、人事及致乱之源。”战乱，让小城成了逃亡之城，方宗诚竟写出洋洋洒洒的十卷《俟命录》，人们惊叹，他哪来的那么大的定力。

时任山东布政使的吴竹如，在友人鲁生那里偶然得到了《俟命录》，他翻动书叶，随意地浏览，竟被书中鞭辟入里的文字打动了。他拍案叫绝，马上将书中内容摘录致函给大学士文端公倭仁。大学士倭仁也十分惊喜，则录其要点，列入给皇室的讲授课程之中。方宗诚一举闻名京城，很多高官硕儒对其刮目相看。清廷重臣曾国藩、胡林翼慕名相邀，以礼相聘，方宗诚却很孤傲，他蔑视权贵，坚辞不就。同治元年(1862)河南巡抚严树森应诏疏陈治国之策，值方宗诚在幕府，奏疏主张多出其手。后来，曾国藩来到安庆，召方宗诚修《两江忠义录》，他升任直隶总督后，便力举其任枣强县令。曾国藩卸任之后，被称为“晚清裱糊匠”的李鸿章续任，方宗诚与之交往密切，情同挚友。李鸿章巡视各县，均不入枣强，这倒不是不见方宗诚，而是怕影响他的工作。方宗诚在枣强治县十年，办乡塾，兴书院，编志书，兴义仓，储荒粮，报灾情，减浮征，政绩卓然，令李鸿章感到十分的欣慰。而当地百姓更是拥戴方宗诚，把他与深州知州同比，“深州游牧枣强方令”，足见其政声颇高。

光绪六年(1880)方宗诚辞官回乡后，最喜欢呆的地方，仍然是勺园，多少个晨间午后，他徜徉在勺园里，穿过圆形拱门，在回廊、天井和阁楼上，嗅着花香和书香，捧一卷线装古书，沉吟于历史的声律和洗心灌耳的快慰之中。

与曾国藩亦师亦友的情谊

方宗诚与曾国藩的交游，可分为入幕前、居幕及出幕三个阶段进行考察。入幕前，二人基于对理学的共鸣，对经世致用的热忱，在经济、用人、治学等方面均有许多的共识;居幕时，方宗诚以一介儒生，一方面侍笔于曾国藩左右，兢兢业业，一方面则与曾国藩亦师亦友，时时切磋交流于曾帅前后;出幕后，因曾国藩的荐举，方宗诚官枣强达十年之久。可以说，方宗诚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即是与曾国藩交游的时期。

太平天国时期，方宗诚虽穷居深山，但仍以匹夫不忘国事的精神，留心时事，关心吏治，积极寻求拯世济民之方。安庆、桐城失守后，即举家迁避山中，以不与太平军合作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态度。同时，还与戴均衡、马命之等人讨论对付太平军的计策;还直接出入于清军大营出谋划策，撰写《俟命录》以寻救世良方。而此时的曾国藩则是一方面行走于朝堂之上，一方面“致力程朱之学，……以实学相砥砺。”二人虽然际遇有别，但对于理学的钟情，在积极谋划对付太平军，为清王朝谋求经世之策的热情上，却是一致的。也正因为此，才为二人后来的交游奠定了基础。

同治二年(1863)正月，方宗诚入曾国藩幕中，主要做的工作:一是纂修《两江忠义录》;二是做曾国藩的诤友，并协助整理文书之类的事，并为其处理政事出谋划策。

同治七年十一月，因曾国藩要上京入觐，方宗诚亲送至扬州。扬州一别，实际上也就成了方宗诚的出幕之时。

同治十年二月，方宗诚正式到枣强就任，其后虽勤于公事，但与曾国藩仍书信不绝。从曾国藩于同治十年五月初二日复方宗诚的一封信中，即可见其一斑。书云:“阁下荣补枣强，闻已履任。窃计深仁卓识，克己勤民，必可与子岱、龚、黄齐美，张、祝并称，不至让渠独步。到官后有无棘手之处，尚祈示及。”

是年八月，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明确要求给方宗诚以必要的关照，云:“存之清勤刻苦，性情真挚，久为朋辈所信。昨有书来，述其在任办事似尚振作精神，力争上流。当时劝其服官，许以决不令其负债，尚求左右力践斯约。”老友虽已离幕，而其殷殷之期，牵挂关照之意，仍溢于言表。

方宗诚与曾国藩在名分上虽是幕僚之于府主，但在情感上更多的还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二人前后相交十余年，方宗诚虽未入室曾门，但并不表示他没有入曾门的愿望。

入幕之后，曾国藩之于方宗诚，一方面，在修身、治学、为文等方面对方宗诚不时有指点之恩;另一方面，方宗诚亦时时以曾国藩为榜样，将曾国藩视为自己的恩师。

曾国藩不仅在传统的道德文章上对方宗诚有诸多教诲，而且连自己所接触到的最新的西洋学问也不忘让方宗诚见识一二。如，他曾将李善兰新译出的《几何原本》赠送给方宗诚阅读。从咸丰八年曾国藩给曾纪泽的信中，述平生“三耻”时，将“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列为首耻。而将自己列为首耻的最新书籍，赠给方宗诚看，至少从某个侧面说明二人交谊之不一般。

实际上，曾国藩没有把方宗诚当普通幕僚看，方宗诚也同样没有把曾国藩当普通的府主来看，观其给曾国藩的书信，俨然将曾国藩看成自己的老师，并以之为榜样的。

书香之家瓜瓞绵绵

桐城方氏是明清时期皖桐最负盛名的文化世家之一，世代相续，人才辈出。清徐璈编《桐旧集》收录的桐城诗人1000多位中，方氏作者就有136位。朱保烔、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录索引》中列有明清两代桐城方氏进士出身28人。

方宗诚育有二子，即:方守彝、方守敦。

据记载，方宗诚任河北枣强县令时，方守彝在家撑掌门户，往往孤灯夜读，达旦不辍。常静夜观书，衣不解带，寒冬风雪中，犹闻吟诵之声。方守彝对古人学问皆得门径，精学不懈，诗文湛思孤往，清洁遒炼。方守彝幼承其父家学，又得其教诲，学业益进，后成为诸生，官太常博士，著有《网旧闻斋调刁集》二十卷，与陈澹然等合著《方柏堂先生事实考略》五卷。

方守敦，诗人、教育家、书法家。1902年随吴汝纶考察日本教育，助其创办桐城中学堂，支持陈独秀办公学，1904年与李光炯等创办芜湖安徽公学。1939年与姚孟振等重印《桐城续修县志》。方守敦逝世后，陈独秀撰挽联:“先生已死无乡长，小子偷生亦病夫”。

方氏一族理学传家，后世子孙人才辈出，如才华横溢的汉语音韵学专家方孝岳、新月派诗人方玮德、方令儒和当代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舒芜等。虽然桐城派因为其思想主张渐趋不合时宜而在时代舞台上退场，但是桐城地方二百多年所滋生形成的向学、好学之风犹存，并一直影响着后世子孙，这也是先辈留给后世子孙的无价财富。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祁海群 王素英

通讯员 祖文君 罗燕 方亚亚 周亚寒 文/摄

本次采访得到汪长林、胡堡冬的大力支持，在此予以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