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徽商，谁竖牌坊

徽州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地标，这是徽州独特的存在。

徽文化囊括了徽派建筑、徽菜、徽雕、新安医学、新安画派、程朱理学、徽州书院、文房四宝等，是千百年深耕细作、数百年孕育孵化出来的。

在享受徽文化荣光与体面的日子里，很少有人思量，是谁在耕作，是谁在孵化，是谁在打造，洪振秋长篇小说《花窗》告诉我们：是徽商。徽商直接参与徽文化，建设徽文化，并且成为了徽文化最具力量的一部分。

徽州走到了时代前列，是因为徽州人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做了“义利兼得”的平衡，“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那副火遍天下的对联就是最好的注解。洪阅圃十六岁中秀才，连续六次未中举，他看徽州漫山遍野的名贵药材，说“我不能只知读书，考功名……这里遍地黄金啊！”于是，成了一代名医；儿子洪文翰放弃御医岗位，与父亲一起到扬州做了富甲一方的盐商和梅溪“一壶春”茶商。在梅溪，一个朴素的现实逻辑是，没有洪氏父子创办的商业帝国，就没有浮生园、藏书楼，没有诗文会，没有杭州的梅溪会馆，没有梅溪教书先生方阶云的衣食无忧，也没有“清白流芳”的洪家牌坊。

作为土生土长的徽州人，洪振秋对徽文化生成机制的把握与理解是透彻而准确的，《花窗》阐释和演绎的是在“无徽不成镇”之外，还有一个“无徽不成文”。徽文化作为集合概念，徽商深刻影响甚至决定了徽文化的面貌、形态、分量与走向。

徽文化每一个印迹，都有徽商的影子，所有与文化相关的事件或细节，都与徽商的参与有关。

徽州的“清明上河图”

写徽州的书很多，也读过很多，看后总觉徽州依然遥远，不到位，缺那么一点。缺在哪儿，直到推开洪振秋的《花窗》，才知道缺内核，缺意味，缺韵味，尤其是在文艺作品中。

长篇小说《花窗》首先是全景式、全方位、全过程地展示并演绎了二百年徽商由盛而衰的历史，梅溪洪、程、孙三个家族的盛衰枯荣浓缩了整个徽商的命运，三个家族的盐业、茶业、木业、典当业，涵盖了徽商的主业。

洪振秋是徽州人，他是梅溪的后代，《花窗》中站着他的祖先。洪振秋对徽商的独特理解与把握，这种理解与把握，有地缘打底，还有血缘的赓续。

于是，《花窗》中真相的徽州复活了，真实的徽商鲜活了。

徽州人出门经商是自我选择，也是科举幻灭后的无奈与绝望。徽商“贾而好儒”，他们是一群满腹经纶、博学宏词的文化人，他们诚信、礼义、睿智、勤奋、坚韧、精进。这是《花窗》为徽商提供的准确内核。

小说写的是生活，小说描写的质感在还原生活现场之外，还叠加着人文气息、人间烟火、人情世故、人生意蕴。洪振秋的《花窗》有着《红楼梦》式的抱负和野心，书中的古徽州和徽商生活场景与细节被文字激活后，徽州隐秘的生活真相就从字里行间流露了出来。

惊诧于洪振秋对古徽州乡风民俗与生活细节的深厚积累、深度积淀与精确呈现，洪家祠堂接灵牌供品桌上的三十六碗供品，一碗不少地整齐排列出来；梅溪南街中段店铺，铜匠店、铁匠店、画匠店、箍桶店、染坊、中药坊、毛笔铺、剃头铺，还有补锅、修伞、卖五香豆腐干、梅溪毛豆腐、灵山酒酿，代写书信摊、磨剪戗刀摊子，再加上大字号的一壶春茶庄、孙家当铺、程家木材铺，与浮生园、牌坊、祠堂、百窗楼前后呼应，梅溪南街热闹繁华如同一幅《清明上河图》缓缓展开，身临其境的阅读感觉贯穿始终。

《花窗》不是罗列徽州生活的琐碎细节，而是要用文字重建被岁月湮灭了的徽州生活的真相。书中对古徽州生活的呈现则如一部百科全书，天文地理，琴棋书画，菜谱茶道、婚丧嫁娶、朱子礼教，目光所及，无所不包，且滋味细腻，丝丝入扣，接地气的、质感的徽州由此扑面而来。

花窗：徽商的历史证人

镂雕的梅兰竹菊、海棠桃花、福禄寿喜，扇形、瓶形、菱形、叶形等各式花窗在书中全聚齐了。花窗内外是两个世界，小说中的花窗隐喻和象征着两个世界的分界线。花窗外的世界，成群结队的徽商风雨兼程、一路跋涉，忍辱负重后腰缠万贯，功成名就时花天酒地；花窗内的世界，是成千上万的徽州女人开窗翘首盼夫，而窗外悠长古道上却杳无人影。对于梅溪的女人来说，花窗内的世界其实就是一座提供优渥生活却囚禁了人性的监狱，她们是被礼教牺牲的一群女人。洪振秋对徽商妻妾成群的挥霍与放纵进行了深刻洞察，对徽州女人不幸的命运给予深切同情。

洪振秋的《花窗》作为一部有史诗性追求的长篇小说，以宏阔构思，网状结构、历史站位、文化视角、散文叙事，打造出了具有独立艺术特质的徽文化小说。

《花窗》是一部文化小说，《花窗》更是一部历史小说，如果想要了解徽商的历史真相，推开《花窗》，二百年徽州尽收眼底。

■ 许春樵（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