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北宋名臣包拯书写的这首《书端州郡斋壁》表达了作者严于律己、清廉正直的为官之道。习近平总书记对包拯的名言“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给予高度评价，表明了用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的坚定决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我们要善于以史为镜，以人为鉴，从包公文化中汲取“严”和“实”的营养，增强廉政意识、为民意识，进一步提升工作作风，树立忠诚、干净、担当的良好形象，做新时代的优秀领导干部。

以民为本。包拯一生注重民生，心怀百姓。他无论在何处任职或外出察访，只要发现百姓有“急难愁盼”，都敢于为民请命，设法解决百姓疾苦，力主“薄赋敛、宽力役、救荒馑”。1044年，长江中下游出现严重旱灾，百姓处于饥荒之中却仍要缴税，包拯四次向朝廷上奏，请求体恤黎民疾苦，减轻百姓负担。1051年，江淮六路“年亢旱，民食艰阻，流亡者比比皆是”。包拯上奏朝廷，主张救济江淮灾民，停止征粮。包拯任开封府尹时，为了使百姓免受书吏的刁难勒索，废除门牌司，敞开正门，让百姓直接到公堂递状申述。包拯在端州和池州任职期间，为了让百姓能喝上干净的水，亲自动手开凿多口水井，有些水井使用至今。包拯把百姓放在心上，为百姓办实事，深受人们的敬仰和爱戴。

勤政务实。包拯一生从政经历非常丰富，担任过知县、知州、监察御史、转运使、龙图阁直学士、谏议大夫、三司使、枢密副使等重要职务，可以说包拯是一位全面的复合型人才，显著政绩的背后反映出他勤政务实的工作作风。包拯崇尚变革，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对于范仲淹等人发起的“庆历新政”，包拯支持并及时指出新政中存在的一些弊端，新政失败时又建议朝廷保留新政中行之有效的措施，如改革科举考试内容等。包拯注重选贤任能，主张选拔官员要“精选廉干中正之人”。包拯胸怀韬略，反对朝廷以进贡求和辽、西夏，主张强国策略，练兵选将，务实边备。包拯洞察经济，极力支持促进盐业流通的通商法。在庐州任职时，恰逢发生饥荒，他放开粮价，通过市场调节，巧妙平抑粮价。包拯擅长外交，出使辽国时面对对方外交官的无理挑衅，沉着稳健，针锋相对，维护国家尊严。

刚正廉洁。包拯认为：“贪者，民之贼也。”他为官公正无私，刚正不阿，不畏权贵，严惩贪腐，两弹宋庠、六弹张尧佐、七弹王逵最为典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包拯为了确保办事时的公正性，甚至有意疏离亲友，断绝与亲戚友人的私人书信往来，拒绝一切请托。心底无私，无欲则刚，唯有如此，才能做到公正执法，明镜高悬。包拯一生廉洁自律，不随便与富人结交，年少读书时面对富人的多次宴邀都婉言谢绝。包拯在端州三年，视当地出产的朝廷贡品——端砚为身外之物，非但没有以权谋私，反而革除了前任加征贡品数额盘剥百姓的弊政，离任时面对百姓的馈赠，做到了“不持一砚归”。在日常生活中，更是恪守清廉，极为简朴，“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由此可见包拯这种高度的自律意识和志为清官的道德追求，且处处体现于行动中，纵贯一生。

多谋善断。关于包拯断案的事例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不胜枚举，从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案件大小，包拯都会尽己之力查个水落石出，充分显示包拯的思维缜密和多谋善断。在“牛舌案”中，包拯让牛主人把被人偷割去舌头的牛杀掉，凶手为领取高额赏金而进行举报，遂被抓获。在“匿金案”中，包拯将嫌疑人扣押在堂，派人去嫌疑人家中对其家人称已经招供，家人信以为真交出赃物，从而破获此案。包拯对冤假错案尤为重视，他向朝廷提出，被误判死刑者难以复生，请求朝廷对于重罪死罪犯，务必派提刑司亲往审断，以防出现冤假错案，还任用既有良好操守，又有法律素养的人才作为司法官吏，这些主张至今仍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树立家风。包拯是培树优良家风的典范，留给后世一笔意义重大的精神遗产——“孝肃家风”。包拯考中进士后，为尽孝道辞而不仕，侍养双亲长达十年之久，真正做到了恪守孝道。包拯留下著名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这一著名家训，既是为了规范子孙后代，也是他一生的行为准则。“孝肃家风”代代相传，包拯之子包绶“清苦守节，廉白是务”；包拯之孙包永年“莅官临事，廉清不扰，而孝肃公之遗风余烈在也”。（ 贾 猛）

（作者系合肥市社科联副主席、社科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