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国社会整体处于转型阶段，传统文化逐渐与西方科学思潮碰撞交融。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徽州地区凭借独特的地理环境、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开放的思想视野，使科学技术得到发展，其科技成就体现在数学、物理学、医学等多个领域，更在技术革新、中西交流中展现出鲜明的特征。

文化是推动科技创新的智慧源泉。文化培根铸魂，文化启智润心。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科技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资源、海量需求和应用场景，为科技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动能。新安理学强调的“格物致知”和徽派朴学务实原则为徽州科技注入理性内核，这种对知识的尊重、对真理的追求、对实证的强调，是支撑科技探索的深层力量，推动着科技探索不断突破传统框架，为学者进行科技探索提供动力。明代数学家程大位“参会诸家之法，附以一得之愚，纂集成编。诸凡前法之未发者，明之；未备者，补之；繁芜者，删之；疏略者，详之；而又为其订其论谬，别其次序，清其句读。”他广泛收集资料、深入实践探索，其编纂的《算法统宗》是对珠算进行一次系统全面的总结。清代科学家郑复光通过广泛的学习调查和反复实验研究，独自完成著作《镜镜詅痴》，该书系统论述了光的直进、反射、折射规律及颜色成因，不仅阐释了透镜与反射镜的成像原理，还探讨了光学仪器的设计与制作技术。另外，新安医学流派名医辈出，其“固本培元”学说及丰富临床经验，体现了对生命机理的深入体察与对“致知”的永恒追求。徽州文化不仅塑造了徽州科技的辉煌成就，更为当代科技创新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

实用导向是技术革新的驱动力。科学研究与技术革新的价值，体现在对知识、真理的追求，也要靠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群众福祉的实效来检验。明清时期，徽州科技创新与现实需求紧密关联，其成果直接服务于商业、农业、医学及日常生活，体现了鲜明的“实用导向”特征，成为科技发展重要驱动力。比如，在应用数学上，程大位始终以“经世致用”为导向，研究始终围绕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而展开，尤其在商业计算、工程测量和土地丈量等领域贡献突出，不仅解决了商业、工程中的计算难题，还通过教育普及使数学成为大众工具。徽州人齐彦槐结合农业生产实际，改良龙尾车，使其更具实用价值。“塘宽十亩深二尺，车干七寸才三刻”，经他改造后的龙尾车工作效率非常高，在江南地区得以推广应用。“百眼灶”药物炮制法、“西园喉科”诊疗技术等新安医学创新成果均源于临床实践，满足了庞大的药材贸易与医疗需求。徽州地区文化底蕴深厚，著者、读者与书商的需求促使印刷工艺不断精进，不仅满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还促进了徽州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开放融合是科技发展的“催化剂”。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为徽州科技注入新的活力。徽州学者通过“中体西用”的融合路径，实现了与西方科学的对话。徽州虽处“万山环绕”之地，却因徽商构建的庞大商业网络实现了经济和文化的突破，展现出强大的开放性与融合力，将各地的新知识、新技术源源不断输入。明末清初，西方科学和技术，包括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等领域的知识开始传入中国，这些知识的传入推动徽州科技的进步。戴震通过吸收和融合西学知识，推动了其科技考据的发展，主要案例体现在其天文、算学著作对西学的借鉴与创新上。清代数学家汪莱在算学研究中尝试理解并吸纳西方代数符号与方法。清代数学家项名达面对西学东渐时提出“须一体识之，不可有门户之见”，应“推见本原，融会以通其变”，体现了宝贵的开放心态和融合意识。这种“博采众长，化为己用”的开放胸襟，以及实践中西之学“会通”的积极努力无疑大力助推了徽州科技的不断革新。

明清时期徽州科技发展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深深植根于社会文化的土壤之中，以鲜明的实用性为导向，在传统与变革的交织中主动应对的结果。在强调科技创新的当下，深入挖掘这份历史遗产，汲取其中蕴含的宝贵经验，对于激发区域创新活力，推动科技自立自强，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胡克春 作者单位：安徽艺术学院。本文系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K2021A0763]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