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个品种可以造福一个民族。

1970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科研团队在三亚发现了一株天然雄性不育野生稻，正是这株后被命名为“野败”的野生稻，让袁隆平团队成功培育出三系杂交水稻，改写了世界水稻育种史。

一稻济天下，苍生谋稻粱。

今天，袁隆平院士离世整整三周年。

一位外国学者曾评价，袁隆平使“饥饿的威胁在退却，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营养充足的世界”。

袁隆平院士生前曾多次说过，杂交水稻的成功，一半功劳应该归功于南繁。

南繁热土，孕育良种，我国种业几十年来的发展与这里息息相关。

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是国家宝贵的农业科研平台。

今年1月，《国家南繁硅谷建设规划（2023-2030年）》印发，提出要努力把南繁硅谷建成国家级种业创新基地、种业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种业科技国际合作大平台和种业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根据规划，将于2030年全面建成集科研、生产、销售、科技交流、成果转化为一体的服务全国的南繁硅谷。

推动种业振兴是南繁人的共同使命，南繁育种事业背后一直活跃着安徽科研工作者的身影。

生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全中国都在为解决温饱问题奋斗年代的人们，特别是安徽水稻种植区的农村孩子，到今天应该都不会忘记曾被父辈们挂在嘴边的“协优63”“协优64”。

这就是安徽南繁科研育种工作者们取得的标志性成果。

他们是袁隆平院士的同路人和传承者。

他们不仅将论文写在大地上，更在托起“中国饭碗”的坚实底座。

5月20日，小满节气，在位于合肥市的荃银高科南岗科研育种基地，记者在农田中见到了穿着长筒雨鞋、戴着草帽的金武。此时的他正在农田中播撒不同类型的水稻种子，而这些种子才从海南运回不久。

金武是荃银高科的一名育种科研工作者，一个月前，记者才在海南省三亚市的荃银高科南繁基地采访过他。相较于上次见面，在家乡工作的金武明显多了一份松弛感。“还是家乡好，熟悉的环境、熟悉的生活，饭菜也更合口味。”金武说。

像金武这样的南繁农业科研工作者们，每年一半时间在安徽，另一半时间在千里之外的海南。

安徽的育种工作者为什么要跨越千里到海南育种？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安徽的种子如何在海南续写新篇章？

为何去南繁

4月的三亚，烈日炎炎，气温早已超过了三十摄氏度。驱车在三亚的道路上，远离景区的沙滩和椰林，当大片农田从眼前掠过，便到了荃银高科南繁基地。

在育种基地，农田里的水稻已经成熟，结出了沉甸甸的金黄稻穗。对于农业科研人员来说，这些结出的水稻种子就是他们的“宝贝”。

“这些水稻种子还不能称为品种，只是育种材料，是一个品种诞生的基础。一个优良的品种，就是由优良的育种材料进行杂交配组得来。”荃银农科院水稻所所长申广勒向记者介绍。

为什么要不远万里来到海南？这要从海南的地理条件说起。

北纬18度，是海南三亚南繁基地的地理纬度。

独特的热带气候让这里不只有椰风海韵，更有着得天独厚的光热条件，尤其是在冬天，有着在其他城市难见的暖阳和充足的光照。

南繁热土，孕育良种，我国种业几十年来的发展与这里息息相关。从上世纪中叶开始，育种科研人员们就将作物种子带到海南进行繁殖和选育。

南繁，已成为农业育种的“加速器”。

“一粒水稻种子，从种子资源创制到整个品种的研发成功，需要8至10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要让品种达到稳定状态，至少需要经过六代。”申广勒告诉记者，如果单纯在合肥种植，那就需要六年，“但在冬季来到海南，利用当地的温热条件增加一季种植，让种子多繁衍一代，那么只需要三年的时间就可以达到六代的种植，大幅缩短了育种时间。”

南繁育种事业背后一直活跃着安徽科研工作者的身影。

事实上，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安徽的农业科研人员就来到海南从事南繁工作，全力推进种业创新。

目前，安徽已在海南建设南繁科研育种基地2000多亩，涵盖水稻、玉米、大豆等主要农作物和西瓜、辣椒等非主要农作物，为我国种业振兴贡献安徽力量。

育种战场

中午11点多，炎炎烈日下，在荃银高科南繁基地的一处稻田内，头戴草帽、背着挎包的金武正在查看水稻长势。每查看一个品类，他都会在笔记本上记录下观察结果。

“一个水稻品种在推广之前需要测产，只有产量高的品种才能向市场推广。”金武向记者介绍，统计有效穗数是了解水稻产量性状的方式之一，在此基础上，再对一株稻穗上的总粒数和瘪粒数进行统计，最终计算出结实率，“如果结实率较低，就说明产量不达标，这个品类的种子便没有意义”。

“育种不仅是个科技含量高的工作，还要经历‘熬人’的阶段。”金武告诉记者，在育种的过程中，结实率较低的情况十分常见，因此才需要品种选育，选出优良的水稻品种进行市场推广。

在育种基地内，很多试验田的上空都被架起了一层纱网。“这是防鸟用的，避免材料被鸟雀吃掉，影响实验结果。”申广勒说。

走过一段田埂，在另一处试验田的一角，蓝色的铁皮围挡深深扎进土里，一小块稻田受到了特别照顾。“这是专门防鼠的，怕啃材料。”申广勒告诉记者，除了防鸟、防鼠，南繁育种中还要防福寿螺，尤其是水稻移栽在田里的初期，如果不做好防范措施，福寿螺可能会把秧苗吃掉。

“如今，一个好的水稻品种不仅仅是只看产量，还需要兼顾品质，才能更好满足居民的消费需要。”申广勒表示，不同的区域对水稻品种的要求也不同，例如有需要抗倒伏的，有需要抗高温等等，这也对他们的品种培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辛苦和汗水换来的是南繁的硕果累累。

以水稻南繁育种为例，荃银高科通过南繁加代选育，并在长江上游和中下游建立近100个生态测试点，加速育种材料创制与新品种选育。截至目前，荃银高科自主选育骨干不育系近30个，恢复系50多个，已通过审定的杂交水稻品种345个。

记者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安徽南繁常年育种组合数保持在10万个以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全省共有1000多个农作物品种通过南繁育成。

例如，经海南加代育成的三系不育系协青早A为全国三大不育系之一，所配的杂交组合协优63、协优64，种植面积占我国同类型品种的三分之一，开辟了杂交稻“协优系列”时代。

此外，2018年，我省还在三亚市崖州区统一租用了700多亩耕地作为省级南繁育种核心基地。基地建成以来，300多个新品种通过我省核心基地南繁加代育成，其中不乏一些有影响的育种材料及新品种。

候鸟般存在

尽管今年27岁的金武才硕士毕业工作两年，但长时间的风吹日晒，让他年轻的脸庞也被晒得黝黑。

在育种界有这样一句顺口溜，“南繁南繁，又难又烦”。与印象里椰风碧涛、白沙蓝天的悠闲海岛生活不同，这些育种科研工作者在烈日和热浪中劳动，追“光”逐“热”，与时间赛跑。

下午3点左右，在荃银高科南繁基地的晒场内，一个个装着水稻种子的纱网袋在地上晾晒，荃银农科院执行副院长严志正和申广勒商量着这些种子的运送事宜。再过不久，这些水稻种子就将被带回安徽，播撒在江淮大地上。

水稻种子在原生地和海南之间不断加代繁育，育种科研工作者也像候鸟一样，跨越千里，在原生地和海南之间不断迁徙、往返。

严志告诉记者，每年11月初，他们就要带着种子从合肥来到三亚进行南繁工作，等到次年的4月底南繁种子收获时再返回合肥继续育种工作。生活在季节的错位中，除了每年春节假期时的短暂闲暇，几乎很难再体验到冬天的感觉。

被问到南繁工作是否辛苦时，金武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不觉得辛苦。”

“一个新品种研发过程需要近十年的时间，加上学习的时间，大概前十年都是默默无闻的工作状态，只有等到新品种研发成功，才有一定的价值感。”金武说，自己是农学专业出身，现在的工作不仅与所学专业相符，更与重视粮食安全的理念契合，这份工作也具有特别的意义。

如果说刚工作两年的金武还带有一些新鲜感，那对于从1999年就从事南繁育种工作的严志来说，南繁工作更多的一种使命和责任。

“我们安徽的水稻品种在国内外都具有较强影响力，杂交水稻种子出口量连续4年位居全国第一。”严志说，20多年的南繁工作中，他参与培育了300多个水稻品种，看着一个个培育的品种走向市场得到应用，是他最高兴的事情。

令严志欣慰的是，目前荃银高科南繁基地的科研人员队伍也在不断壮大，“老中青”科研人员皆有，经验丰富的科研工作者们也在“传帮带”中不断培养年轻人，让南繁育种工作薪火相传。

据悉，在安徽南繁基地，常年有150多名科研人员进驻进行科研育种工作，每年还有安徽农业大学、安徽科技学院等院校的两百多名学生在此进行学习。

作者｜许昊杰

图片｜王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