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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省社科理论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座谈会发言摘登(下)
来源: 安徽新闻网-安徽日报 2019-11-12 09:59:44 责编: 徐文娟

用制度优势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江 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站在增强制度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强调要“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为我们加强文化制度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萃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精华,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的深度融合,也是中华文化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制度和理论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等,共同熔铸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亿万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不懈努力,为它的繁荣发展注入了蓬勃旺盛的创造活力。

文化制度是国家制度的重要内容与有机组成部分,从文化制度的视角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一要瞄准好“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目标;二要把握好“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要求;三要运用好制度优势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离不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滋润和涵养。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起人们的精神力量,坚定的文化自信,才能提供文化制度建设的强大思想动力与信念支撑。同时,文化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只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释放出创新创造的巨大潜能,才能产生制度效能,建立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

一要完善制度建设。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要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更加突出体现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文化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的相关设计与安排上,不能单打一、片面化,而是要突出坚持和完善体现治理效能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做好制度之间的统筹谋划、整体协调与系统配套,推进制度的废改立,使文化领域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为完善、更加规范。

二要培育制度意识。制度要具有权威性、执行力和产生治理效能,就必须有与之相应的制度意识及社会氛围。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要认识到制度存在及其功能的客观性,接受、认同和遵循制度是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循序渐进的过程。避免制度空转,需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树立和增强人们制度意识的培育、教育、宣传和普及的工作机制、工作平台和人才队伍。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讲清楚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推动人民群众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与治理机制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进而真正做到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

三要维护制度权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肩负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要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决不能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另搞一套。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框架内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是经过时间检验、行之有效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制度安排,是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中国之治”,其权威性不言而喻,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和摇摆。

四要强化制度执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执行力强不强直接关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地见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的有力执行,是实现国家治理在文化领域彰显治理效能的关键。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实践导向,健全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坚决杜绝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的现象,切实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文化治理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作者系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

刘 奇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的发布,标志着中国的制度建设进入高光时代。一个国家制度是天,没有什么比制度建设更大的事,如果没有好的制度,那我们做任何事情就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今天我就“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个题目,和大家做个交流。当前,脱贫攻坚即将收官,全面小康社会决胜在即,制度建设最重要的就是要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来展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老乡小康了,全面小康的目标就完成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补齐民生保障的短板。

要寒有所衣、饥有所食。脱贫攻坚将“两不愁、三保障”都解决了,还存在寒和饥的问题吗?比如,农民工进城找工作,一时未找到,而钱已花完,不得不露宿街头、饿着肚子时,若城市里设有应急点,就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取暖、吃块面包、喝碗热汤的地方。这些举措发达国家基本都有,我们还需要加强。

要住有所居。乡村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危房改造到明年底可彻底解决,但危房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这是其一。其二,城里的农民工,有很多是住在工棚或地下室的,居住条件非常差。其三,城市应该创造以家庭为流动单元的居住条件,现在的人口流动,致使上不能养老、下不能育小,给社会留下隐患。这些都需要加以解决。

要行有所乘。现在“村村通”实现了,但许多村庄的路是3.5米,不能错车,一到节假日比城里还堵。班车也少,有的等待时间太长,还有些自然村不通硬面路。这些问题要下功夫解决。

要学有所教。义务教育,现在的农村孩子都想方设法到城里读书,让他们以后再回去建设新农村,很难实现。职业教育,现在的职业教育只为“一家”服务,即为家庭服务,为贫困家庭培养一个能挣钱的人。县一级的职业教育,应该为“两家”服务,即除了家庭外,还要为家乡的产业发展培养人才。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农村现在非常缺。美国的农民每年都给自己留下一至三个月时间到大学听课,不然来年就没法经营。所以,我们的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必须跟上。

要病有所医。我国的村医目前不到一百万人,解决不了八亿农村人口的看病问题。乡镇卫生院也留不住人,设施也差。对此,需要我们好好做文章。

要老有所养。老年人的低保基本上能兑现,这是经济问题。但他们的生活服务没有解决,目前全国有近5000万的失能或半失能的老人。这些特困群体的基本生活服务,需要加以解决。山东德州的做法是,让那些不能出去打工的贫困户,去为特困家庭去做生活服务,如扫扫地、洗洗脸、梳头买菜,做得非常好。这个经验应该借鉴推广。

要幼有所育。现在村级幼儿园建了不少,但很多质量不行,幼教老师有的甚至小学都没毕业。目前全国3万多个乡镇中有4000多个没有公办幼儿园,村级就更少了。还有留守儿童,他们缺乏很好的家庭抚慰,这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以家庭为流动单元,应是我们未来城市接纳农民工一个重要的政策努力方向。

要业有所就。要创造条件发展农村的二三产业,让农民能就地就近就业,不需要背井离乡。

要劳有所得。劳动力便宜的状况不能再长期持续下去了,农民工应该按他们的劳动价值得到应有的报酬。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也必须得到解决。

要弱有所扶。脱贫攻坚解决的是积累性、原发性的绝对贫困问题,而次生型、新增性的相对贫困将永远存在。脱贫攻坚完成后,需要新的制度设计。

要困有所帮。遇到突发事件、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或突遭交通事故等,一个家庭往往“断崖式的沉没”,这就要求建立一个应急的救助体系。

要乐有所享。一是乡村文化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所以,我们不能光继承那些表象的,如龙灯、龙舟赛、传统戏曲等文化,更要深层地继承农耕文明中的思想、理念、经验、知识、制度,包括“天时地利人和”的农业哲学思想、“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农业生产的知识、二十四节气的经验、蕴含治理智慧的各种制度等。不能用工业文化取代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只遵循市场规律,而农产品是准公共产品,不赚钱也得生产,所以农业文化要遵循三个规律,即市场规律、自然规律、社会需求规律。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文化有独特个性,不能简单地用城市文化来改造乡村文化。二是不能用现代文化置换传统文化。现代文化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和时间的沉淀,有些东西还不一定能留得下来。三是不能用注入式的参与代替融入式的参与。送电影、送戏曲、送书报,都是注入式的,必须让农民融入。乡村文化,农民是消费者,也是参与者,更是创造者,农民自己创造的才更有生命力。

要险有所保。农民工进城,“五险一金”缴得很少,企业不积极;农民非常需要农作物保险、家畜家禽保险,而保险公司没兴趣。我们应该创造制度环境,由政府去推动,给农民的生产生活系上一个安全绳。

要心有所安。心有所安,就是吃下“定心丸”,就是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都很强。一要扫黑除恶,将黑恶势力打掉。二要把信用体系建设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人无信不立业,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市场经济两个基石,一个是产权、一个是信用;社会治理两个基石,一个是法律、一个是道德。道德的评判标准就是讲不讲信用。三是网络诈骗越来越厉害,农民容易受骗。对此,制度建设必须要跟上。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我们要牢牢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住最需要关心的人群,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从而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作者系安徽省人民政府原副秘书长)


以制度力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黄志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重大决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环境保护制度构建上的接力探索和历史发展,在生态环境治理上的高超智慧和战略定力,在生态文明制度优越性展现上的深谋远虑和目标取向。

在环保制度构建上的接力探索和历史发展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我们党针对所面临的突出环境问题,立足于人民利益,接续探索、不断丰富中国环境保护制度的内容,并不断提高制度执行能力,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及治理体系。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时期就意识到制度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他在1930年完成的《兴国调查》中提出“山虽分了,树木只准砍树枝,不准砍树身,要砍树身须经政府批准”。1932年他还联名签署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案》。邓小平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提出我国环保事业法制化的要求。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角度,提出人口资源环境法制工作要切实纳入依法治理的轨道,并探索实行资源有偿利用制度和严格的资源管理制度。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将生态环境保护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联系,提出要抓紧完善节约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和政策,创新绿色技术,推动绿色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加强生态文明制度的创新、供给、完善、配套和执行置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先位置,强调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旨在通过生态文明制度“四梁八柱”的建立,强化刚性约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比如,为解决自然资源所有者不到位等问题,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解决优质耕地过度占用等问题,要建立“以空间规划为基础、以用途管制为主要手段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为解决资源使用浪费严重等问题,要建立“覆盖全面、科学规范、管理严格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为解决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偏低等问题,要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自然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为解决监管职能交错等问题,要建立“以改善环境质量为导向,监管统一、执法严明、多方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为解决市场主体和市场体系发育滞后等问题,要建立“更多运用经济杠杆进行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的市场体系”;为解决发展绩效评价不全面等问题,要建立“充分反映资源消耗、环境损害和生态效益的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等。这些制度涵盖生态文明建设的源头处置、过程控制、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覆盖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和对象,成为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性制度安排。

在生态环境治理上的高超智慧和战略定力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生态文明建设意识的普遍觉醒和生态道德的“软性”约束,而且还需要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刚性”规范。

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是保护生态环境,就其主体而言,涉及管理者、生产者、消费者、资源开发者以及普通民众;就其对象而言,涉及森林、草原、河流、湖泊、湿地、海洋、土壤、大气等。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对生态环境保护主体的“保护行为”形成有效激励,对“破坏行为”形成有效约束;只有构建起有机衔接、相互支持的制度体系并严格执行,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主体的各方参与和对生态环境保护对象的全面覆盖,从而彰显协同作用,取得最大功效。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取向是解放和发展绿色生产力,更需要通过制度体系的创新,健全与绿色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为绿色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保驾护航,使人民群众投身绿色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激发,从而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落地生根。

保护生态环境、解放和发展绿色生产力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而需要驰而不息、久久为功。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的可靠保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生态环境治理上的高超智慧和战略定力。

在生态文明制度优越性展现上的深谋远虑和目标取向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其目标取向可从三个方面把握:第一,坚持和严格执行业已形成的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的执行机制,化解影响生态文明制度落实的障碍因素。第二,增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科学性和完备性。要检视和弥补生态文明制度的缺环,实现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在对象和主体各方面、诸环节的全覆盖,特别是要从总体布局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协同完善,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第三,科学推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巩固和定型。要将经过实践检验、成效显著的生态文明制度加以巩固和定型,全面推进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优越性。

(作者系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坚持共建共治共享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

沈跃春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国家安全体系。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治理及其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为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

突出“共建共治共享”,深刻揭示社会治理制度的科学内涵。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社会治理制度是指社会治理主体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而制定的具有约束性的各种行政法规、章程、制度、公约的总称。深化社会治理重在共建共治共享。共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前提下,各类社会主体协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的独特作用,共同参与社会建设和治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健全激励补偿机制等办法,鼓励和引导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在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保以及社会服务等相关领域,营造全民共建的社会环境,为市场主体和社会力量发挥作用创造更多机会,增强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建设的能力和活力。共治是社会治理的关键。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在社会治理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同时强化各级政府抓好社会治理的责任制,以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事务中依法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努力形成社会治理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良好局面。共享是社会治理的目标。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让人民群众共同享有治理成果。要构建共享服务体系,建立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基本需要;构建实现共享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民生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监管制度等,让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增加“民主协商”“科技支撑”,丰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基本内容。一方面,民主协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和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民主协商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有利于广纳群言、广谋良策、广聚共识,有利于促进党委和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利于更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有利于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另一方面,科技支撑已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技术保障。近年来,科技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不断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纳入社会治理体系,强调在党委领导的基础上拓展民主协商的功能,在法治保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科技支撑的作用,明确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七位一体”社会治理体系。这是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提出来的新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还提出“社会治理共同体”新概念。社会是由大小不同的各类社会主体构成,社会治理共同体主要是由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公民等治理主体共同组成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社会共同体成员共同参与共同体建设和共同体治理,各主体之间通过民主协商、共同合作形成良性互动的共同体,进而实现共同的治理目标。

注重深化基层社会治理,着力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面临诸多难题挑战,迫切需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需要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发力,关键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一要推进基层党建创新。把基层党建贯穿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加强党对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领导,统筹基层各种力量资源,形成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合力。二要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三要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完善国家安全体系,推动全社会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四要强化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针对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重大项目,要健全落实依法决策机制,防止因决策不当引发社会矛盾。五要深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充分发挥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鼓励和支持企业、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让基层为群众办事更有能力,让基层社会治理更有活力。

(作者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江淮论坛》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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