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车协同战斗。本报通讯员 黄振宇 摄

编者按

一卷红色典籍，回望万里长征；一页笔墨初心，映照百年军魂。陆军兵种大学广泛开展“书香映长征”读书活动，官兵代表们的演讲分享从红军将士的坚守里读懂信仰的力量，从征途险阻的磨砺中明晰奋斗的姿态，从革命先辈的风骨中传承红色的家风，带领着大家共赴一场溯源初心、赓续血脉的书香盛宴。

大家纷纷表示，将以分享会为新的起点，常读长征书籍，常悟长征精神，常承长征薪火。时刻把伟大长征精神融入学习训练、作风养成全过程，把读书感悟转化为教战研战、勤学苦练的实际行动，奋力走好属于青年一代的长征路！

刀锋映初心 薪火代代传

我来自福建连城，我家距离古田只有十公里。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图书是《江一真传》。江一真，福建连城人，14岁于古田会议期间入伍，19岁跟随中央红军长征，担任红军总医疗队收容负责人，一路上亲手救治数千名伤病将士。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我的太公。品读之间我恍然发现，我们家族四代人竟然都是以刀锋为武器，踏上了属于自己的长征路。

太公手中的刀，是救死扶伤的手术刀。太公参军后，上级安排他学医，他克服了文化水平低、不懂外文等困难，刻苦钻研医术，在外科手术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1936年10月，刘伯承元帅不幸中弹，伤势凶险万分。太公亲自主刀，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连夜清创取弹，成功保住了刘伯承元帅的伤腿，创造了长征中的医学奇迹。全面抗战爆发后，太公奔赴晋察冀前线，与白求恩并肩行医，共同创办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习近平主席曾这样评价：“江一真同志始终是一位勇于战胜困难的铁汉子，敢于坚持真理的硬骨头，忠心耿耿为人民的好干部。”这正是太公一生风骨最真实的写照。

叔公江上舟手中的刀，是攻坚实业的等离子切割刀。1965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先后取得学士、硕士学位；1979年远赴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深造。取得博士学位后，他毅然选择归国效力。他从零起步搭建集成电路产业体系，邀请众多集成电路专家来沪工作，将全部精力倾注于大国重器的研发攻关中。

父亲江继军手中的刀，是探索科研的激光刀。父亲本科就读于哈工大，在校期间他深受邓稼先、于敏等“两弹元勋”的影响，放弃留校任教机会，在毕业后进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深耕尖端物理研究。由于长年奔波于大漠戈壁的试验场与实验室之间，积劳成疾，英年早逝。那一年，他34岁，我只有6岁。父亲确诊癌症后，哪怕在化疗期间，也仍然强忍着不适完成着未完成的课题。在我父亲短暂的一生里，他潜心钻研，在核心期刊累计发表学术论文25篇，每一篇都是他以激光刀钻研微观物理、攻克技术难题的心血结晶。“铸国防基石，做民族脊梁”，就是父亲的长征。

如今我手中的刀，是保家卫国的刺刀。受家中三代先辈精神的深深感召，去年9月，我毅然选择参军入伍，成为一名军校学员。入学以来，我努力实现“两个转变”，积极参与到“五四歌会”等重大任务之中。每当我遇到困难，产生畏难情绪时，家族往事便萦绕心头。

如果说，太公的长征是“生存”，让中国站起来；

那么，叔公的长征就是“发展”，让中国富起来；

而父亲的长征则是“追赶”，让中国快起来；

作为一名军校学员，我的长征只有一个主题——“打赢”，让中国强起来！

今后我将以先辈的风骨为指引，手握刺刀，坚定不移走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军旅长征路！让刀锋永映初心，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陆军兵种大学学员 江秉锟）

绕出的远方

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的是石仲泉老先生的《长征行》，书中有这样一个画面，一位年轻红军指挥员一手拍在地图上，吼声炸开：“走的尽是弓背路！”

那是1935年，红军四渡赤水，在川黔滇绕了数不清的弯，有人骂，有人怨，有人写信要求换帅。

那些让人叫苦的弯路，帮红军甩掉了四十万追兵，把敌人拖垮、绕晕、撕开口子。弓背路从来不是冤枉路，它绕开的是死地，绕出的是生机。弓背拉满，只为一箭穿云。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而家史，是历史最滚烫的注脚。

书页翻过几十年，烽烟散尽。但会理会议上关于“弓背路”的讨论，我琢磨许久。发现这条路不光出现在历史中，亦是我家三代人的三条足迹。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的爷爷穿上比自己人还大的军装，随部队一头扎进异国的雨林。敌机天天在头顶盘旋，他们把阵地扎在雨林里。高炮的膛线都打红了，却从未后退一步。当我问起他的往事，他沉默了很久，“1970年春节，炊事班好不容易包了饺子，敌机突然就来了。三排的高炮阵地被直接命中，等我们冲过去，炮管还在冒烟，人已经……找不到了。”他的声音哽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有个四川兵嘴里还塞着没咽下的饺子。”爷爷说到这里，再没讲下去。

战友们，那个四川兵嘴里没能咽下的饺子，就是爷爷那一代人咽下的答案。苦，咽下去。怕，也咽下去。命掏出来，和这片土地一称，国家重，命就轻了。

这是爷爷的长征，也是他的弓背路，从国内绕到异国，绕开了家门外的战火，为我们绕出了一片没有硝烟的天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如果说爷爷的长征是为了国，那我父亲的长征，则是把一个“家”字扛在了肩上。

父亲没什么文化，他表达关心的方式笨拙得紧，有时一句“要好好干”能翻来覆去念叨十几遍，念到我烦。可就是这样一个连句漂亮话都说不利索的人，却用半辈子的血汗告诉了我：一个男人的脊梁，是用来扛责任的。

他是长子，成绩最好，却第一个放下书包，扛起西瓜去卖。头一回，下坡时连人带瓜摔出去，西瓜碎了一地，脚也崴了。他含着泪，把没碎的瓜一个一个捡起来。后来他才淡淡地跟我说起这事，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拖着一条伤腿，扛着整个家，在土路上一步一步地挪。

后来，改革开放的浪潮来了。他从摆摊到开店，从亏本到翻身，硬是把穷日子甩在了身后。

这是父亲的长征亦是父亲的弓背路，绕开的是穷，绕出的，是一家人挺直腰杆的活法。

而我的长征，也是从一段“绕远路”开始的。

高中毕业那年，我没能如愿穿上军装。在厦门读大学时，我站在海边，咸涩的海风扑面而来，我忽然想起年少时许下的诺言：“我要参军，我要去能打仗的部队。”

入伍后的日子，是撕皮裂骨的蜕变。血迹在迷彩上结成痂花，骨头在泥泞里淬火成钢。当部队把我再次带到闽南那片熟悉的海边，这次不一样，这一回，我是手握钢枪的中国军人。

爷爷生前说：“干革命，有时候就是等着、熬着，天总会亮。”入伍第三年，我考入了军校。走进校门那天，看着身边比自己小了整整四岁的战友，我忽然觉得，我这一路走来，看似绕远，实则一步也没白走，这是我独有的“长征”。我陪着这些年轻战友整理内务、爬战术，陪他们完成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贴上学员军衔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声音：我愿意这样，为祖国继续燃烧我的青春。

战友们，书读得越深，脚下的路走得越长，我就越明白：新时代军人的长征，就是接过祖辈不惧牺牲的胆魄，接过父辈扛起责任的脊梁，把“跟着走”的信仰变成“领着跑”的使命。

弓背路的尽头，是箭之所向。我们绕过的远路，终将成为后人笔直的行军线，绕出的远方，就是我们正在奔赴的强军之梦。

（陆军兵种大学学员 周毅）

三日星火耀遵义

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遵义人，遵义会议旧址的砖木小楼、红军街的青石板路、凤凰山上的烈士纪念碑，是我从小到大抬脚便到的地方。小时候放学总爱绕着旧址奔跑，看展馆里泛黄的老照片、斑驳的旧桌椅，听讲解员讲长征遇险、遵义转折的故事，只觉得情节新奇鲜活，却从没读懂“转折”二字的千钧分量。那时的我长在红色土壤里，只把这一切当作家乡的寻常风景——熟悉地标，却不熟悉历史的重量；听过故事，却没听懂故事背后的绝境与抗争。

2024年3月，我从上海大学应征入伍，来到中部战区陆军某旅。下连后第一次参观旅史馆，我的脚步在“长征—遵义会议”展板前久久停住。上面清晰写道：我们旅的前身，正是彭德怀元帅率领的红三军团红5师。就是这支英雄部队，当年强渡乌江天险，为遵义会议守住安稳会场，在强攻娄山关的硝烟中力克强敌，为红军拿下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

那一瞬间，一股热流直冲心口。我从小在家乡听了无数遍的红军故事，脚下这片红土地上发生过的战斗，竟然就是我所在部队的真实战史。从前只觉得“长征”“遵义”是纸上的宏大名词，那天我才突然明白：我不仅是在遵义长大的孩子，更是从遵义走出来的英雄部队的传人。家乡的红土埋着前辈的热血，军营的番号续着英雄的火种，我沿着青春的路走了一圈，终究走进了这段历史的延长线。

今年寒假，我静下心读完《遵义三日》，这本书没有把遵义会议写成顺理成章的传奇，而是剖开历史的褶皱，让我们看到伟大转折背后的挣扎、交锋与求索。

之后我又专程走进了从小逛到大的遵义会议纪念馆，这一次，不再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军人身份、带着对部队战史的理解，重新走进了1935年那个惊心动魄的冬天。

站在那间仅28平方米的会议室里，我望着一张张旧桌椅，书里的人物仿佛走到眼前：周恩来主动揽下军事失误、以坦荡胸襟为会议铺路，张闻天戴着眼镜神情专注，身负重伤的王稼祥靠在藤椅上字字铿锵……我在会场站了很久，从前只觉得这是间有名的老屋子，那天却真切感受到了空气里的焦灼、思索与破局的勇气。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这十六字的遵义会议精神，从前我只当是纪念馆墙上的标语、课本里的知识点。如今走过军营、读过这本书、再回望来路，我才真正读懂了它的分量——它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是绝境里不垮的脊梁，是争论中求真的胸襟，是走自己路的底气，是为共同目标拧成一股绳的团结。

去年新训时观看九三阅兵，当“郯城战斗模范连”的战旗迎风驶过天安门，我攥紧了拳头——那是我所在连队的荣誉战旗，是前辈们用鲜血拼来的荣光。那一刻我无比清晰地意识到：我站的位置，是英雄们曾经战斗的序列；我扛的钢枪，接续着前辈传下来的使命。

对我而言，穿上军装不仅是个人的逐梦选择，更是一家三代人的薪火传承。曾祖的军装染过烽火硝烟，父亲的肩章扛着和平坚守，如今我身着戎装，在训练场上摔打磨炼，手上的老茧、肩头的压痕，都是我向先辈看齐的勋章。薪火不灭，战旗高扬！我定当以青春赴使命，让红色血脉在强军征程上永远滚烫！

（陆军兵种大学学员 张锦涛）

巾帼无畏 向战而行

《长征路上的她们》是由军旅作家刘丽丽创作的纪实文学作品，她用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真实记录了红一方面军32位女战士的长征经历。

以往我们熟悉的长征叙事，往往聚焦于宏大的战役与男战士的铁血。但这本书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常被忽略的女性面孔——她们不仅要面对战火、饥饿与严寒，还要承受只有女性才懂的生理与生育之苦。这本书最打动我的，不是她们有多伟大，而是她们如何在极致的苦难里，活出普通人的神性。

红军女战士钟月林，出发时只有19岁，和我年纪相仿。组织劝她留下，她说：“我要走，我跟得上。”后来我看到书里写，过草地时，她把一路藏的最后一小袋青稞全数倒给伤员；自己无粮可吃，夜晚用篝火把牛皮腰带烤软，撕成小块嚼食充饥；陷入沼泽时，她死死攥住草茎，哪怕皮肉撕裂也不松手。

读到“烤软腰带嚼食”这个细节，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这让我想起了来到军校的第一个冬天，三公里考核，跑到第四圈时肺都要炸了，腿像灌了铅。当时我心里有个声音在喊“唉，不行了，放弃吧”。但读过钟月林的故事，我才认识到，所谓“跟得上”，不是身体不累，而是心里有一股劲儿没泄。我幡然醒悟，青春不是用来躺平的，而是要用行动证明“我能行”。

如果说钟月林让我看到了坚持的韧性，那陈慧清的故事，则让我触摸到了信仰的硬度。书中写她在战火中生下孩子，难产昏迷，还没看过孩子的模样，孩子就托付给了老乡。读到她苏醒后，双手紧紧攥住胸前衣襟，一路无声落泪却拼命追赶队伍那段，我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作为一个年纪尚浅的女孩，我无法想象那种剜心之痛。但我想起入伍之初，班长说：“进了军营就没有男女之分，只有战斗力标准。”一开始我很委屈，觉得凭什么我们要和男学员一样背那么重的装具，脚上磨出血泡凭什么不能喊疼？但陈慧清让我懂了，战场上没有“女孩”这个身份，只有“战士”这个职责。那些血泡和汗水，不是为了折磨我，而是为了在关键时刻，让我能像她一样，紧紧跟上队伍。而这，就是战场最真实的法则，也是我们走向战位最坚实的底气。

书中最让我震撼的，是李伯钊和危秀英的对比。一个是留苏归来的才女，一个是苦难深重的童养媳。按理说，她们的人生不该有交集。但在长征路上，她们都在做同一件事——为了别人牺牲自己。李伯钊在雪山顶上冒着冰雹唱歌鼓舞士气，胸口阵阵发闷，额角渗出的冷汗混着融化的雪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即便如此，她也不肯停下；危秀英扑在伤员身上遮挡碎石，任凭石块划出一道道伤口，后背的磕碰伤在潮湿山路上反复磨破，直到翻越夹金山前才慢慢结痂。

这让我反思自己，入学以来，我总盯着自己的短板：不够聪明，学东西总比别人慢；不够自信，自荐时从未举过手、打过报告；不敢上台，唱歌、跳舞、主持总是闪躲。但书里这两位截然不同的女性告诉我：决定我们能走多远的，不是起点，而是选择。坚定报效祖国的信仰，坚守为人民而战的初心，一路向前，就会看到属于自己的柳暗花明。今后，我会把每一次训练当成实战，把每一滴汗水当成勋章，展现出陆军兵种大学第一届女学员的昂扬风貌！

（陆军兵种大学学员 薛文华）

（本报记者 朱茜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