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以后，江南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发展保持长期稳定与繁荣，有着强大的思想基础，它的根本是传统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具体展开有两个基点。

基点一：理学。它是继先秦孔孟儒学、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儒学之后，至两宋时期形成的第三阶段，奠基者是北宋时期程颢、程颐兄弟俩，集大成者是南宋时期的朱熹，故两宋理学又称为“程朱理学”。特别是朱子思想，不仅在其后的六七百年里被钦定为官方思想，更是让儒家思想下沉，构成民众意识形态的主流。

但理学本身不是铁板一块，内部一直存在方法论上的论争。在南宋淳熙二年著名的“鹅湖之会”上，朱熹的“理学”认为“性即理”，认识上强调“道问学”，主张“格物致知”以穷理；而陆九渊的“心学”认为“心即理”，认识上强调“尊德性”，主张“发明本心”以明理。由之形成了理学发展的两条线索与路径，尽管朱、陆两人晚年的学术思想上有相融表现，元代理学界还出现“和会朱陆”的研究，但理学发展的这两条路径之后一直存在。

明代时，朱子之学已是官方之学，占据统治地位，但心学发展也获得极大成功，几撼朱子理学的地位。这其中，陈献章是开启者，湛若水是完善者，浙江余姚人王阳明是集大成者，其后弟子甚多，世称“姚江学派”。

王阳明继承了陆九渊“心即是理”的思想，反对“格物致知”，认为“理”既已化生为宇宙万物，则人秉其秀气，人心又自秉其精要，故“理”皆在人“心”，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行合一”，知中有行，行中有知。在《传习录》里，王阳明提出了“人人皆可为圣贤”的口号，如此观点，对普通民众和工商业者的影响与触动很大，尤在江南地区体现最为直接。

阳明学之后的发展，以王艮“泰州学派”为代表。王艮之学的中心思想是“百姓日用即道”，认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提出：“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为失。”王艮善于讲学，弟子甚多，在《王艮五传弟子师承表》中就收录了487人，著名的有焦竑、李贽、汤显祖、袁宏道、徐光启等。

南宋以后理学发展存在上述两条路径是有内在必然性的。儒学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本身就需要有两个向度，既要上承“内圣外王”思想传统，又该成为活在当下人们需要遵从的“规则”；既要讲“礼”，又要凭“良心”。二者一里一外，相得益彰。

基点二：事功主义思潮。这是南宋时与理学相鼎峙的另一个重要学派，反对空谈义理，讲求功利实用，多以“浙东”人士为代表；初发于北宋，兴盛于南宋，之后一直传承，形成自己的路径。

谈到中国南宋时的学术争论，学术界最津津乐道的是“朱陆之争”，其实，当时还有“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与朱熹之争。

浙江永康人陈亮是南宋事功学派著名学者， 针对理学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将义利对立起来的做法，陈亮主张道德与功利要实现统一，认为：“有公则无私，私则不复有公。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

浙江永嘉人叶适是南宋事功学派的集大成者。针对董仲舒提出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叶适予以尖锐批评，提出不应“以义抑利”，而应“以利和义”，义和利统一。

浙东事功之学发展至明末清初，形成著名的“浙东学派”。以浙江余姚人黄宗羲为代表。他们高扬求真务实大旗，倡导“经世致用”，主张义利并重；反对“重本抑末”，提出“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想。事功主义思潮不仅影响到整个江南地区，还逐渐向西、向西南、向南、向西北的区域扩张，影响到全国。

朱子之学、“心学”和“事功主义”思潮都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也反过来引领、影响时代本身的发展，三者合共，走着三条路径，形成三个脉络，共同构建了中国哲学思想在南宋以后的流变格局。特别是“心学”和“事功主义”两者实是存在互通，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共同关注了个体人的主观能动和主体人的意志发展，关注了民众与现实，各自的发展还存在互动，共同开启了清代后的启蒙思潮。至此之后，“人人皆可为圣贤”“四民为业”“工商皆本”等观念已被人们普遍接受，并构成民众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既抚慰了普通民众的心灵与情绪，更是给广大工商业者积极创业以信心与力量。

上述思想和思潮本质上都归属于儒学文化，评价其作用：以朱子之学为代表的理学，是江南地区社会得以保持千百年稳定而未出现剧烈动荡、江南地区文化能够保持整体自我统一而未出现极端分化的坚强思想基础；而“心学”思想和“事功主义”思潮则是给予江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活力发展以理论支持，提供精神力量。

刘伯山

（作者系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安徽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安徽省政府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