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既经历了中国现代化从19世纪中期起步的艰辛探索，也见证了从20世纪中后期“历史性突破”到当今全面小康“历史性跨越”的辉煌成就。从历史、现状和未来三个维度，在一般规律和自身特征的结合上谋新篇、开新局，对其能否继续领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既遵循规律又彰显特色是近现代长三角区域发展的历史选择

近代以来，西方一些国家的迅速发展及二战后形成的较为系统的现代化学术体系，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所揭示的一般规律也为我国发展所重视和借鉴。同时其后的发展事实还表明，无论是实践和理论探索，现代化在中国都是一个由起初“外在拉动型”向“自觉内生型”与时俱进的深化过程。

鸦片战争的残酷事实使灾难深重的中国日益觉醒。为此，借鉴西方先进工业和技术发展经验等一般规律，以兴办军工企业为主要形式的洋务运动，以及以对外贸易往来为主要形式的通商口岸在江南沿海一带率先兴起。尽管其时长三角等地已通过开设通商口岸、兴办洋务等种种开放之举来探索现代化发展之路，但仍然屡屡受挫。历史已无可辩驳地证明，只有当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通过领导工人运动等一系列实践，才使中国现代化之路渐入正轨并初显曙光，同时经长期艰辛探索最终收获硕果。在此意义上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客观上始于19世纪中后期，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却应始于20世纪早期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同样，长三角地区既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占据了发展先机，更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早土壤之一，这也是它之所以能在其后影响以至领跑这一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基因。

三个“历史性”特征是长三角地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显现的现实优势

我们认为现代化在中国是一个由起初“外在拉动型”向“自觉内生型”与时俱进的深化过程，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就是明证。它在这一进程中既具有历史先机，更具有现实优势，关键是始于二十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

一方面，从改革来看，改革首先取决于中国自身发展资源禀赋等基础条件的客观制约，以及传统体制机制的弊端制约。从现代化意义看，只有通过改革改变传统落后面貌及体制机制弊端，中国才能向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义的“中国式”“现代化”更进一步。因而改革成效既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成就，实际也是检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准。

如果说“改革”相对侧重于以内向视野对国内长期以来存在问题进行重大变革，那么另一方面，“开放”则是中华民族实现立于世界之林复兴梦的外向战略。“开放”为中国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以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突破”。

长三角地区无疑是最早尝到改革开放“头口水”甘甜的地区之一，也是受益最多最大的地区之一。据统计，2022年，长三角地区经济总量达29万亿元，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24%，比重与上年基本保持一致。

“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是长三角地区未来继续领跑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制胜法宝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要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着眼于解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积极识变应变求变，从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

首先，要善于以辩证“识变”科学地认识把握战略全局。由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往往是由多重因素环环相扣且相互影响制约的复杂格局，因而辩证识变既是应变求变的基础，实际也是选择现代化路径的前提。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并防止全局战略的顾此失彼，畸轻畸重。

其次，要善于以敏锐“应变”增强战略的主动性。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我们应在错综复杂的千变万化中果断抉择，力求占据主动并驾驭局势，全力促其向好的一面转化。

最后，要善于以主动“求变”不断引领开创战略新局面。长三角地区所具有的历史先机和现实优势，使其显然比全国其他地区更有条件，即不仅要善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继续领跑，而且要勇于率先成为赶超先锋，以至成为未来世界现代化的领跑者。这就既需敏锐识变、积极应变，也需要或者更应当主动求变，即在审时度势基础上未雨绸缪，以改革勇气、创新智慧对未来趋势超前预判并主动发力。

潘捷军

（作者系浙江省文史馆研究员，浙江省方志办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