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习称的江南，北依江，东濒海，南临钱塘江，运河贯穿南北，沟通与全国其它地区以至世界的联系。水是千余年来江南经济发展源源不竭的自然动力，是江南社会持续兴盛的命脉，是内部人们日常生活的有机纽带，更是江南对外联系走向世界的便捷通道。

水利是江南农业的命脉

江南文化兴盛的基础本是发达的农业。江南自东晋开国直到南朝宋孝武帝大明（457~464年）末年时，江南依赖自然地利，处于迅速开发和农勤田亩的过程，人们一切生活所需包括所谓养生送死之具，莫不出于田亩收入。

隋代，江南苏州等地，“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唐代苏州一带，“厥田上中，土宜在民，地利乎水”。直到其时，江南经济发展有赖丰沛水量，依靠的都是农田水利的发达及其有效利用。自北宋起，直到明中期，江南一直处于农业经济的开发过程中，农业经营有剩余，可以致富。北宋时期江南水利建设特别是塘浦水利得到高度重视，农业耕作技术获得迅速发展，水稻亩产量大幅提高，农民生活较为稳定。明中期，江南不少地方特别是常州东部直到苏州，农田水利仍在兴起过程中，农业积累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江南千余年来的繁荣，前五百年靠的是农业发达，而农业发达奠基于水利良好，水利是江南农业的命脉。

水系是江南生产生活的血脉

明代万历中期（1600年前后），浙江临海人王士性说，江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商贾舟航易通各省”。民国时期，“大部分近处步行，远处乘航船……50年代航船由轮船代替。”这是民国以来江南水乡的出行方式。

历史上，南宋特别是明代中期以来，江南水乡崛起了星罗棋布式的大大小小的市镇，水道将这些市镇串联贯穿起来。依河而兴的市镇，基本都沿河或穿河而过，或呈一字型，或呈十字型，或呈丁字型，大的市镇或呈若干个十字型。两条水道交叉、十字中分，是江南市镇的典型格局之一。

这些地处水运交通要道的市镇，实际上就是江南农家出售农副业剩余产品甚至大宗商品、补充日常生活或手工业用品的场所。四周乡民以此为中心开展副业商品生产活动，依靠这类市场从外地或更高层级市场输入生产生活必需品。同在江南，明中期商品生产持续发展后，大宗专业商品如丝绸、棉布生产区的民众，其生产生活展示出更为繁复壮观的景象。

江南民众的日常生活生产活动，无论市场层级如何，也无论如何发生对外联系，毫无疑问，都是借由自然地理条件依凭水道交通实行的，水是贯通江南民众对外联系的血脉，在江南人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中有着不可须臾或缺的作用。

水道是江南对外商运大通道和生命线

江南与全国其他区域以至世界各地的对外通道，主要有三条，贯穿南北的大运河、横亘北境的长江和逶迤南北的东部海道。

明永乐九年（1411年），大运河全线贯通，直到十九世纪后期运河淤塞的将近5个世纪中，运河始终是全国最为重要的南北物货大通道，运输畅达，盛况空前。

长江运输兴起于明代中期，其时长江上游以至川楚云贵地区的木材、矿产等，通过荆州、九江、芜湖等关，顺流而下。明后期，来自长江上中游的上千万石米粮经由江南运河源源不断输往苏州、杭州，粮食甚至接济浙东、福建缺粮地区民食。

东部的南北海道兴起较晚。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六月，清廷宣布废除海禁，开海贸易。次年，上海县城小东门外设立江海大关，统辖吴淞、刘河等处22个海口分关。从此，海运贸易获得合法地位，商品流通格局和规模迥异于前，沿海贸易出现前所未有的繁盛景况。江南与山东、关东之间，形成以豆为主的北货南下和以布为主的南货北上的流通格局；江南与闽粤之间，形成花布、绸缎与蔗糖、洋广杂货的对流格局。以上海为中心的南北洋航线空前繁忙，上海开始以海运业中心城市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并以中心城市的形象跻身于江南城市群体之中。

明清时期江南的这种对外商品流通大格局，是奠基在发达的商品生产之上的。明中期起，江南经济构成由农业作物种植转向手工业商品生产，江南日益形成棉布和丝绸两大商品生产基地和书籍等文化用品制造中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明中期以来的江南，既是全国交通最为发达之区，更是全国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最为发达之地。

作为江南经济发展最突出标志的国内外贸易，均是通过三大水运通道完成的，水道的畅通，是江南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江南商品生产兴盛期和经济发展快速时期，也正是运河、长江和沿海海道通畅时期，水道与江南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既重且大，便捷细密的水运通道确保了江南的商品生产和城市发展对外通道的畅达无阻。

范金民

（作者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